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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借此发挥变易进化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孔广森解释说：“《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为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广森从之。所以三世异辞者，见恩有深浅、义有隆杀。所见之世，据襄为限，成、宣、文、僖四庙之所逮也。所闻之世，宜据为限，闵、庄、桓、隐亦四庙之所逮也。亲疏之节，盖取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为恩痛录之。所传闻世，恩杀，恒不日，彄牙之日有故焉尔。所闻世，恒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见之世，虽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解诂》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66］何休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并与鲁国十二位诸侯前后相应。三世异辞是因为时代不同，表现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孔广森这里淡化了何休公羊学所划分的三阶段历史的进化观念，强调的是书法问题，如三世异辞的恩有深浅、义有隆杀，引董仲舒、何休的观点说明书法的不同，反映恩有深浅、义有隆杀，涉及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孔广森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显然与何休的进化之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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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科九旨”，认为“《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传《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有是说焉。”［67］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是强调天人合一、情法不二，天道、王法、人情这三者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首先要尊奉天道，依次是正王法，合人情，其中的王法受到双重的挑战，王法的公正是天道的要求，王法的执行也要考虑到人情，然后再裁量于内外异例（何休所讲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和远近异辞（何休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相互参照，综合考察，挖掘公羊学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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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科九旨”，有宋氏与何氏之分，宋氏“三科九旨”见徐彦《公羊传注疏》：“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另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68］孔广森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显然受宋氏、董仲舒的启发。孔广森以此来解释“三科九旨”，没有把握何休所理解的《春秋》微言大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违背了公羊学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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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科中时月日问题，孔广森说：“《春秋》之序事甚简，称言甚约。记战伐，知战伐而已，不知其师之名；记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为。若乃情状委曲，有同功而异赏，亦殊罪而共罚，抑扬进退，要当随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记事一言，终无自寻其抑扬进退之大绪。诚求诸系时、系月、系日，繁杀之不相袭，则其明晰有不啻史传之论赞者。东山赵汸尝言之曰：事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则系时，此史氏之恒法也。东周王室衰微，夷狄僭号，五等邦君，以强弱易周班，而伯之兴，几于改物，其灾祥祸福之变，礼乐政刑之乱，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孔子之修《春秋》也，至于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书，或文同事异、事同文异者，则皆假日月以明其变，决以疑。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学者属辞比事以求之，其等哀势分甚严，善恶浅深奇变极乱，皆以日月见之，如示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69］《春秋》记载史事十分简略，只让人知道有这一件事，但这件事背后的因果等却略而不书，赵汸则重视《春秋》所载时月日诸书法的不同，试图从中找出寓于其中的褒贬等微言大义。孔广森服膺赵氏属辞比事的方法，强调时月日不同的特定含义。同为记载大夫卒，明确记日的为详，不记日的为略，同是记交聘活动，明确记载月的是详，不记月的是略，不记日的为恒，记日的为变，不记月的为恒，记月的为变。他所讲的时月日在不同文句中表现方式不同，以《春秋》记时的取舍说明圣人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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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治乱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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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使天下由乱到治，因此治乱关系也是公羊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孔广森治公羊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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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拨乱之术，讥与贬绝备矣，而又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恶如可讳，何以瘅恶？闻之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周贵亲，《春秋》监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尊者有过是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70］作《春秋》在于拨乱反正，使用讥与贬绝反映了这一点，《春秋》维护周朝旧有的尊卑体制，倡导尊尊亲亲，贤其贤，是想恢复社会秩序，肩负着重建历史上太平治世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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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何休解释说：“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犹尧舜之隆，凤皇来仪。故麟于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太平以瑞应为效也。”“麟”为祥瑞，哀公十四年经文“西狩获麟”表明《春秋》全书记载已完备，这是拨乱反治的标志，有由据乱经升平世达于太平世之义。孔广森则解释说：“上治隐、桓，而贬绝之法立；下录定、哀，而尊亲之义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采毫毛之善，讥纤芥之恶，凡所以示后王统制者，靡不具焉。”［71］上至隐公、桓公而贬绝之法由此而确立，下到定公、哀公而尊亲之义由此而显著，春秋重在端正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对其有褒贬，扬善止恶，为后世统治者立法，总结《春秋》微言大义在此完美无缺。他又说：“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72］何休以“西狩获麟”来附会汉代统治者，说明刘家当权的祥瑞，为汉代统治者的合法性服务，因此很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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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十四年传：“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何休释为：“孔子仰观天象，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何休作为汉人站在汉家立场上，借诠释《春秋》发挥《公羊传》大义，其目的是为汉人立法，称汉代替秦是拨乱反正，其时代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孔广森不是汉人，因此解释不同，说：“子曰：人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盖理不穷其变则不深；事不当于势则不切；高论尧、舜之道而无成败之效，则不著不明。故近取诸《春秋》，因乱世之事，季俗之情，渐裁以正道。庶贤者易勉，不肖者易晓，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73］强调孔子作《春秋》不是空洞的说教，而要见之于行事，理要穷其变才深，事要当于势才切，也就是说治《春秋》要有一种危机感、忧患意识，这才能反映孔子在周室式微之际作《春秋》的良苦用心。孔广森所处的时代，清廷已日渐衰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治《春秋》的目的在于拨乱反正，甚至希望为幻想的太平打下一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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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治理天下，他还讨论刑威福的关系，说：“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举则天下治矣。一有失矣，不以沦亡，则以败乱。下或擅之，小则以霸，大则以王。然威之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者之末也。福者积微以为用，以晦而张，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谓福？恩惠是也。何谓威？兵甲是也。先王经世，有赐诸侯弓矢，得专征伐之威，未与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礼家施不及国者，不与大夫得作福于国也。《诗》戒诸侯专封者，不与有国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有威可畏，有惠可怀，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74］威与福为治天下的权柄，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将会出现动乱。用威只能一时称霸，用福则渐进而称王，前者为王之末，后者为王之本。在威与福的关系中，福更为重要。福即恩惠，威即兵甲，先王治国对于诸侯臣子用威，不与诸侯臣子私心恩惠，有威才产生畏惧，恩惠也起到怀柔的作用，恩威并施，这是文王建立周朝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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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广森对公羊的理解与何休的公羊学有所不同，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董仲舒等人的公羊学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加上孔广森兼治《左传》、《穀梁》，它们的影响也存在，还有就是他所重视的训诂考据学的研究，对诠释《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起促进作用。如果以何休的公羊学立场来看，孔广森可以算是另类的公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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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刘逢禄的何氏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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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十一岁见外祖父庄存与，庄存与询问刘逢禄所学，听了他的回答后，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其后，读《春秋繁露》、《春秋公羊何氏解诂》。十九岁，从舅庄述祖治公羊学。述祖称“吾诸甥中，若刘甥可师，若宋甥可友”。二十五岁拔贡，与同邑李兆洛（申耆）齐名，号“常州二申”。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官礼部主事、仪制司主事等。其间刘氏“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文以决疑难。”［75］其为学“于《诗》、《书》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述祖）；《易》、《礼》多出皋文张氏（惠言）。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微言千钧一发”，“若钩幽起坠”，“自汉以后府君一人而已”。［76］李兆洛称他：“一意志学，洞明经术，究极义理。凡所著书，不泥守章句，不分别门户，宏而通，密而不缛。”［77］刘逢禄可谓常州学“一代学术转捩之枢”［78］，常州学派在他那里真正确立。他的主要著作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欲梁废疾申何》、《箴膏肓评》、《论语述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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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统公羊学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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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强调《春秋》的重要性，他发挥孔子的话说：“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79］“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80］有志于治《春秋》，是因为圣人之道详备于五经，而治五经必须从《春秋》开始，一言而蔽之，《春秋》是打通五经的钥匙，突出《春秋》在五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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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史书，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如他所说：“《春秋》说曰：孔子作《春秋》，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盖鲁史记之文本，录内而略外，圣人取百二十国宝书而损益之，其大致则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非述鲁也。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不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十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呜呼！陆淳、赵匡之流，以不知而作，开非圣之罪，而显隐经权之义，且千有余年莫有讲明而切究之也，惜哉！”［81］孔子据鲁史记载而作《春秋》，所采用的是鲁史记载之例，只阐述不创作，实质上是借此阐述周文王的微言大义，或者说是以史料说明尊周室、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提供拨乱反治的理论依据，因此说《春秋》并不是记事之书。刘氏对后儒误读《春秋》大义持批评态度。他又说：“《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82］如同六书的假借，《诗经》的断章取义一样，《春秋》是借鉴鲁史的材料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以史料为我所用，阐述拨乱反治之道，为后代圣王治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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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三传，刘逢禄也有以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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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左传》为良史，说：“东汉之季，古文盛行，《左氏》虽未列学官”，而并列经传已经很久，“《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83］东汉古文始兴，《左传》作为古文虽然未被列入学官，但也不废，因为它很好地记叙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即所谓的“良史之材”，可以与《春秋》单独并行，因此反对以《左传》附会《春秋》，认为这是夺公羊师法，实质上也是贬低《左传》的历史价值。也就是说以《左传》附会《春秋》甚至取代《公羊传》的地位，与其说是抬高它，不如说是贬低它，《左传》的意义在于记事，作为史学著作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一样，其价值不容低估。刘逢禄也治《左传》，梁章钜说他有“古心朴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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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三传中，钱大昕认为，《左传》胜于《公羊传》，刘逢禄对此写道：“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以为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累见之义。如第以事求《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何谓游、夏之莫赞也？如第执一例以绳《春秋》，则且不如画一之良史，何必非断烂之朝报也？”［85］就记述事件的详细而言，不仅《公羊传》不敌《左传》，即使是《春秋》也不及《左传》。《左传》详于事实的记载，而《春秋》则不同，是“重义不重事”，“有例无达例”，也就是说有一套义理、法则在里面，所谓不书多于所书，隐含着丰富的内容，达例即通例，《春秋》之例体现了一种灵活变通的法则。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春秋》，其收获并不大，不过是王安石所说的“断烂朝报”。如把它当成微言大义之书，那么其奥旨对于经世致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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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春秋》之有《公羊》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出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汉书》言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故而得之。”［86］《公羊传》不同于《左传》与《穀梁传》，《春秋》借事论理，所制定的诸义法包含着圣人的刺讽、谴责、褒贬、隐讳、抑制、损益等，这些微言大义只有公羊家才能读懂。“属词比事”指《春秋》之教，属辞为连属其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比事，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本指连缀文辞，排列史事，后用以泛称撰文记事。如果失去公羊家阐释的微言大义，那么《春秋》就变成了简单的史实记述，就这一点来说它反不如《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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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断言《公羊传》继承《春秋》，其原因是《公羊传》在汉代有个传递系统，他说：“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毋子都等记于竹帛。其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87］《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传承《春秋》各有不同，但以《公羊传》为正宗，这是因为西汉有《公羊传》的承传系统，其中以胡毋生、董仲舒为主。汉武帝听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兴，今文经一支独秀，朝廷立今文十四博士，尊《春秋》尤其推崇《公羊传》解释《春秋》，公羊学讲微言大义并期以实践，体现经术与吏治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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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毋生及任城何郡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几乎息矣！穀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灾变之说，进退予夺之法，多有出入，固无足怪。玩经文，存典礼，足为公羊拾遗补缺，十不得二三焉。其辞同又不推其类焉者，又何足算也！”［88］汉时《论语》有《齐论》、《鲁论》、《古论》三种版本，前二者为今文，后者为古文，这里讲的《鲁论》属今文，因此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孔子弟子子夏是《春秋》公羊学的鼻祖，史传公羊高为子夏的弟子，其口传五世到公羊寿才有《公羊传》之作，又有胡毋生、董仲舒的努力，公羊学才得以光大。至于《穀梁传》的创始者穀梁赤也传《春秋》，但不讲《公羊传》所谓的“建五始、通三统、异内外诸”大义，只讲“日月之例，灾变之说，时退予夺之法”，并不得《春秋》要领。《穀梁传》虽属今文，刘氏对它评价不高。相比较，《公羊传》更符合《春秋》，揭示其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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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春秋》宗公羊尤其表现为对何休之说的崇拜，他说：“先汉以《公羊》断天下之疑，而专门学者，自赵董生、齐胡毋生而下不少概见。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隐括两家，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惜其说未究于世，故竟其馀绪，为成学治经者正焉。”［89］公羊学在汉代的承传，除公羊寿之外，西汉董仲舒、胡毋生功不可没，东汉何休集其大成，确立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准确把握《春秋》微言大义，但其说在历史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氏治公羊学宗何氏义，重新发扬何氏公羊学，正是经过刘氏的努力，何休对清代公羊学才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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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孔广森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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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推崇何休的公羊学，对《公羊传》“时月日”总结写道：“昔子思之赞《春秋》也，曰：上律天时。”“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时为言，视言相万也。圣人不辨，以时、月、日为辨，视辨相万也。详略之理嫌疑，偏反之以制新义。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以礼乐相示，而感之者意变色动；《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日月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故曰先王经世之志，圣人议而勿辨，其言弥微，其旨弥显，使人属辞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学矣。不善学者，或欲屠其赘而悉致之，或不得其说而胶执之。”［90］《春秋》讲天人感应，借鉴天时，采用记时、记月、记日诸书法，都包蕴深刻的内涵，其详略显微需要用心体会，反映先王经世致用的志向。自谓《穀梁传》、《左传》及晋以后治《春秋》的学者皆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点，崔子方《本列》、赵汸《属辞》更加如此。刘氏对不符合何休公羊学的观点采取批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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