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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刘逢禄说：“昔者颜子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终之曰：乐则韶舞。盖以王者必通三统，而治道乃无偏而不举之处。自后儒言之，则曰法后王。自圣人言之，则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文而用忠；文质必再而复，故《春秋》变文而从质。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而韶乐作焉。则始元终麟之道，举而措之，万世无难矣。”［98］用夏时，乘商辂，服周冤，韶相传为舜所作乐曲名，凡此都是古代圣贤的遗物，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时历、乘舆、服饰就是通三统，这里包蕴着三代的治国理念，治道由此开出中正和谐。三代之道不同表现为正朔、服色、礼制和治国措施等方面的差异，而且有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春秋》对其应有所损益，有所继承，当然也要有所创新，如重建正朔、服色、礼制，这反映了新朝区别旧朝的特点。通三统既考虑到继承或延续，同时也注意到创新，循环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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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通三统说明《周易》，说：“三王之道若循环，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人之道与天地相终始。”［99］“穷则变，变则通”是《周易》循环变化的主旨，“因革损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袭”。［100］但不是杂乱无章地变，所谓穷则变，变必反其本，即万变不离其宗。通三统即三王之道循环不已，这主要反映了“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的现实。他又说：“明《春秋》然后可与言《易》。《易》观会通以行典礼，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礼，而示人以权。经世之志，非二圣其孰能明之？”［101］《周易》主讲变通之理，《春秋》通三统也讲变，与《周易》一致，如果说二者有区别，那么《春秋》更重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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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以通三统解释《诗》说：“《诗》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莫著于三颂。夫子既降王为风”，“后言商、周之既亡，终之以三颂，非新周、故宋、以鲁颂当夏而为新王之明征乎？夫既以鲁颂当新王，而次之周之后，复以商颂次鲁，而明继夏者殷，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乎？”［102］以《诗》三正说明《春秋》，所谓三正即建子、建丑、建寅，三颂即《诗经》中的《周颂》、《商颂》、《鲁颂》，其中《周颂》的时间最早，是西周初年的诗，《鲁颂》、《商颂》是东迁以后的诗。《鲁颂》当新王在《周颂》之后，《商颂》又在《鲁颂》之后，这实际上是返回周承商，商承夏的历史模式，夏商周三代帝王之道一以贯之，与《春秋》所谓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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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他宣扬王鲁，说：“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烝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春秋是也，故曰：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103］王鲁指《春秋》当新王，这是说继承周朝的是孔子，孔子受命作《春秋》并非只发空论，而是借事说理，所谓“引史记而加王心”。孟子讲《春秋》记天子之事是以理寓事，为新王制定法治，以待新王。之所以称鲁是对鲁国充满期望，周礼在鲁矣，鲁国为周公封地，周室嫡传，承载着周朝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孔子为鲁国人，谙熟夏商周三代的体制与文献，终其一生为周代的重建而努力，可以说他肩负承传文化的历史使命，作《春秋》上绍诸圣之道下开百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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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鲁相关，刘逢禄讨论从周、继周。他释《论语·八佾》“吾从周”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统。周监夏、殷，而变殷之质，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104］夏商周三代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更迭，服饰、礼制等也不相同，表现为一个前进的过程，但也有继承，孔子作《春秋》遵从周朝是因其对夏商二代有借鉴也有改造。他又释《论语·为政》“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认为，继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孔子）寓王法于鲁，黜杞、故宋，因周礼而损益之，以治百世也。”［105］孔子作《春秋》是想发扬周代，因为周代承载了夏商二代的历史记忆，但并非完全接收，而是有所损益，改革晚周出现的流弊，继承夏商的忠厚与质朴。继周的任务落在鲁国身上，因为鲁国是诸侯中最能体现周公制礼作乐的，因此从周与王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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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也涉及诸夏与夷狄的关系，他说：“余览《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圣人序东周之《书》，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革其盛衰大旨。其于删《诗》，则列秦于《风》。序《蒹葭》曰：未能用周礼。序《终南》曰：能取周地。然则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何其辞之博深切明也。”［106］《春秋》进黜吴楚及对秦的评论体现圣人对夷狄与诸夏关系的一种关注。《尚书》中《周书》以《文侯之命》和《秦誓》为终编，喻指因革盛衰之旨，删《诗》列秦风说明取代周的是秦，这似乎与汉代公羊家讲代周者为汉不一致，也不符合孔子代周而兴。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夷狄和诸夏的地位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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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写道：“秦始小国辟远，诸夏摈之，比之戎狄，然其地为周之旧，有文武贞信之教，无放僻骄侈之志，亦无淫佚昏惰之风，故于《诗》为夏声，其在《春秋》无僭王猾夏之行，亦无君臣篡弑之祸，故《春秋》以小国治之，内之也。吴通上国最后，而其强也最骤，故亡亦忽焉。秦强于内治，败殽于后，不勤远略，故兴也勃焉。楚之长驾远驭强于秦，而其内治亦强于吴，故秦灭六国而终覆秦者楚也。圣人以中外狎主而承天之运而反之于礼义，所以财成辅相天地之道而不过乎物，故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文归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后京师楚哉！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国亦亲夷狄也。”［107］秦本来是位于西部的小国，诸夏比做夷狄，但秦作为周代故土秉承原有的民风质朴等特点，又锐意改革，虽然是小国《春秋》也不敢小视，所谓“故《春秋》以小国治之，内之也”，仍以诸夏称之。吴、楚因内治有成而先后狎主中原，《春秋》提升它们的地位，以诸夏待之，灭秦者正是楚，为汉兴扫清了道路，显然也是诸夏。这说明夷狄与诸夏的地位不是不变的，夷狄通过努力可上升为诸夏，如夷狄因内治成功晋升诸夏，诸夏内乱而地位下降沦为夷狄。夷狄与诸夏的界限并非绝对，诸夏应与夷狄建立亲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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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故观于《诗》《书》，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坏，虽圣人不可复也。观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108］知取代周朝的是秦国，周法已坏，圣人也无法恢复周代。秦、楚等诸侯国必然兴起，历史上的秦取代周后又被楚取代，最后导致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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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拨乱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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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周天下衰落，周朝礼崩乐坏，他肩负起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公羊学尤其重视这一点，刘逢治公羊学也多有发挥，他说：“天不欲孔子救东周之乱，而命以《春秋》救万世之乱。”［109］作《春秋》旨在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莫近乎《春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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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王纲不振，《小雅》尽废，强大兼并，君臣放弑，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极于中国微灭，吴楚狎主，而三代之彝伦法制斁坏，简弃无复存者。盖夏商之末失以强，而周之末失以弱。”［111］这是讲作《春秋》的背景，那时周室已经开始衰弱，礼崩乐坏，强国兼并弱国，诸侯僭越，臣子犯上做乱，夷狄四起，可以说天下已不太平。到了“厉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将以《春秋》之制统三正而正万世也。周之衰也，始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专封专讨，天子不能问也。继则大夫出而擅作威福，君若赘旒，下至陪臣效尤，而皂隶舆台，启假威坐床之亹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张僭号争长之心。”［112］周朝衰落，一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无权过问，二是诸侯国中大夫擅自作主，不听诸侯之令如《论语》所记载，加上民变此起彼伏，四周夷狄虎视眈眈，可以说周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西周经厉、幽二王之手走向灭亡，平王东迁建东周，孔子生于东周，作《春秋》是想重新确立周天下承继夏商二代的正统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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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逢禄看来，周室衰落亦非一朝一夕，而有个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应提早防微杜渐，他写道：“夫子遂为之极其义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但不能流于口头，要见之于行动，所谓“然犹以为托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四国之宝书，断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诛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内诛鲁公而外及于吴楚，虽冒万世之罪而不敢避。”这个行动就是根据鲁国史料丰富这一特点作《春秋》，内容涉及上至王者下至庶民，以及诸夏与夷狄，对他们都有褒贬，以笔削书法体现其拨乱反治的用心。他说：“夫医者之治疾也，不攻其病之已然，而攻其受病之处。《小雅》尽废，乱贼所以横行也。《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113］《诗经》中的《小雅》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及东周初期贵族宴会的乐歌，这里喻指周室衰微乱贼四起，《春秋》之作肩负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其入手处是先端正大夫，依次是士庶、天子京师（可托王鲁正之）、诸侯、诸夏、蛮夷，重新确立周天子的地位，恢复周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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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挥董仲舒“先德而后刑”说：“或称《春秋》为圣人之刑书，又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令。而温城董君独以为礼义之大宗何哉？盖礼者刑之精华也，失乎礼即入乎刑，无中立之道，故刑者礼之科条也。《春秋》之道始于元，终于麟，绝于夏之冬而犹系于周之春，威严而不试，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极轨也。若乃意深于拨乱，故制刑常用重典，无变三代之实而有异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诛意，禁于未然，其立法严，其行法恕，匪用为教，覆用为虐，则秋荼也。曲学阿世，缘饰文奸，岂非罪哉！抑又了之董生，《春秋》显经隐权，先德而后刑，其道盖原于天。”“夫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矣。”“矫枉者弗过其正则不能直，故权必反乎经，然后可与适道。”［114］不赞同仅把《春秋》当成刑书，而是更强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对于礼与刑的关系，他以为礼为刑的精华，刑则是礼的科条。就《春秋》的起始而言，始于元年终于祥瑞，元又与春相连，体现威严但不用刑，深意在拨乱反治，刑只是手段，不得已才采用。先德而后刑，即使用刑也在于返回其德，以顺德体现天地关爱万物之心，如同春天万物生长一样，《春秋》记年使用春说明这一点。权即变通，反对执一，经即常规，权返于经则适道，对德与刑的关系也如此，用刑要变通，返于德达于天下大治才是正道。《春秋》所讲三世说，其最后的太平世就是一种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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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意识到《春秋》隐晦难懂，自谓“予自束发治《春秋》，所以拟议礼、决狱、答难诸书，至今未能卒业”［115］。“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学，有志发挥，成一家言，作辍因循，久未卒业，深惧大业之陵迟，负荷之陨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乐于斯乎！”［116］但仍很执着，在礼部十二年，“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难”［117］。可谓“任重道远，死而后已。”［118］应该说对公羊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梁启超对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评价颇高，称：“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著作。”［119］刘逢禄的公羊学上承庄存与，下启魏源、龚自珍，对晚清康有为的公羊学也产生影响，可以说是清代公羊学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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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学理上的原因（汉学反宋复古的必然产物），但也不可否认有其政治上的背景，这个背景与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相关。公羊学本身所具有的建五始、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思想为重新树立清廷的权威，维持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公羊学所具有的微言大义与当时的君主专制主义有某种契合，对强化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增强国家凝聚力有所帮助。但其消极因素不可否认，历史说明由公羊学与政治相结合所带来的社会稳定祥和往往与专制高压相联系，而与近代的民主自由是相违背的。在认清公羊学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负面的影响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的评价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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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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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记外王父庄宗伯公甲子次场墨卷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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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勇成：《毗陵庄氏族谱》卷十八上，《盛事》，1925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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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源：《魏源集》上册，《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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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二辑，《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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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味经斋遗书》卷首，道光间刻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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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珪：《春秋正辞序》，《春秋正辞》卷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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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春秋直解》卷首，《春秋直解》，《四库全书》第174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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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九，《清实录》第16册，第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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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一，《清实录》第14册，第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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