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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57、58、63页，第四卷，第105、11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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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可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新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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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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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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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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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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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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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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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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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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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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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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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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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导言 “中国近代儒学”源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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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儒学”从何时写起，这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鸦片战争写起。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儒学”在时间上的上限。至于下限，则有不同看法，有些人主张定在“五四”运动（1919），有些人则主张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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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并认为其主要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封建主义文化是属于中学或旧学的营垒。与此相对立的，是西学或新学，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们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新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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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且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叙述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心物（知行）”之辩、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人的自由与理想问题这四大哲学论争之后，冯著说：“以上是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四个主要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线索。……总的来看，四个论争都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争，既继承了传统而又有近代的特色，既受西方影响而又有中国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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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林祥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也是主张把“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09年，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相应地，“中国近代儒学”也宜以此为上下限，因为“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的过程”〔3〕。关于“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姜著列举了如下诸项：“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儒学”、“儒学的日渐式微与独尊地位的终结”、“各派社会政治势力、思想流派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近代儒学的特殊命运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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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冯二氏虽说确定的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下限，但我们也可认定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下限，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无法分开的。这样去看侯、冯、姜三人，他们都认定“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个时间上限是依据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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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为哲学上“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时间上限，是不是可行，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是可行的，但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中国近代儒学史”而言，这个上限的设定理由显得很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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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姜林祥认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东西文化冲突”，他们有一个“公约数”，就是“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曰“中西之争”。具体到“中国近代儒学史”，其核心就应是“儒学与西学”之争，或曰“儒西之争”。“儒西之争”就是“中国近代儒学史”的主线，找到了“儒西之争”的源头，也就找到了“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源头。“儒西之争”的源头在哪里呢？著者以为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在明末。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不过是明末“儒西之争”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是流，而不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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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国儒学史·近代卷》是从思想史角度讨论此时期“儒学”变迁之轨迹，故对当时儒学之经学研究方面甚少涉及。此盖因“西学”之传入致使中华文化遇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使儒学日益衰微。然而，儒学自有其学术传统，因而本卷将以“儒西之争”思想史料之阐述为主体，此是时代变化之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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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末“西洋哲学”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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