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1338
1702081339
第三节 儒学方面之成就
1702081340
1702081341
魏源的“先秦儒学正宗论”，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何谓“先秦儒学正宗论”？就是以先秦儒学为正宗，而以后世儒学为旁门；以关心现实之儒学为真传，而以脱离现实之儒学为歧路；崇周公孔孟之儒学，而抑孟子后之儒学。故“儒学正宗论”是希望以先秦儒学为对抗欧风美雨之最后支柱（此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之“先秦儒学正宗论”相同）。
1702081342
1702081343
被称为“哲学名著”〔41〕的《默觚》，就是“先秦儒学正宗论”的代表作。该书仿《荀子》体例，以《诗经》作结，分“学篇”与“治篇”两大部，前者述“正宗”的修身之道，后者述“正宗”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儒学正宗”应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702081344
1702081345
“学篇”凡十四节。第一节崇伊尹与傅说：“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说，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于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42〕又崇《尚书·洪范》与《丹书》：“自孔孟以前言学者，莫粹于冉、范二谟，君子体诸旦明焉。”〔43〕又崇曾皙、曾参“曾皙不禁曾参之狷，曾参不师曾皙之狂，斯圣道之所以庞”。〔44〕
1702081346
1702081347
然有抑孟子之言，曰：“古人言学，惟对勘于君子小人，未有勘及禽兽者。惟孟子始言人禽几希之界，又于鸡鸣善利分舜跖之界。”〔45〕又曰：“古人言学，惟自勘于旦昼，未有勘及梦寐者。惟孟子始言夜气平旦之养，好恶与人几希。”〔46〕又有抑汉儒之言，曰：“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俦，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47〕又有抑宋儒之言，曰：“宋儒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48〕
1702081348
1702081349
第二节有崇子夏、子张之言，曰：“求人益我者，进德之事，子夏之言近之；以我益人者，成德之事，子张之言近之。”〔49〕第三节有崇周公、文、武、孔子之言，曰：“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50〕第四节有崇孔子而抑宋儒之言，曰：“凡不学之人，患莫甚于货色；学道之人，患莫甚于好名。而皆起于我见。世儒多谓孟子言寡欲，不言无欲，力排宋儒无欲之说，为出于二氏。不知孔子言无我，非无欲之极乎？”〔51〕第七节有崇尧、舜、禹、稷之言，曰：“耕苍莽之野，钓寂寞之滨，而乐尧舜之道焉，故可以达，可以穷，可以夷狄患难。故颜回、禹、稷同道。……先忧后乐之谓也。”〔52〕
1702081350
1702081351
第九节有崇颜渊、仲弓、曾子、子羔、子路、周公、仲尼等先儒之言，曰：“至德以为道本，颜渊、仲弓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师以贤得民，子思、孟子当仁于齐鲁；儒以道得民，诸子身通六艺，友教于西河。……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53〕又有崇“三代以上”而抑“三代以下”之言，曰：“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54〕第十二节似有兼蓄并收之言，曰：“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其轨辙不同者，道之并育并行所以大。”〔55〕
1702081352
1702081353
然第十三节又有崇先秦儒者之言，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况君子登颜孟之东山，登周公孔子之泰山乎？牺、农、黄、唐、禹、汤、文、武，圣之高曾也；周、孔，圣之祖父也；颜、曾，圣之宗子也；孟子，圣之别子也。”〔56〕魏源所崇先秦儒者中，孟子之地位依然最低，“相比较而言，魏源不十分喜欢孟子，特别是对轲死其学不得真传深表不满。……一时性致上来，便对孟子也就大不敬”〔57〕。
1702081354
1702081355
孙功达分析魏源“先秦儒学正宗论”说：“从表面上看，魏源热衷于先秦儒学，实质上他试图摆脱‘游谈无根’的心学、一味考据的汉学，而去寻找有用之学。”〔58〕以心学、汉学为无用，也许是乱世与衰世之共同心理，魏源自难以外之。然心学、汉学是否真的无用，学者当三思而后言。魏源之志可嘉，之心可谅，然其学却未必尽善。
1702081356
1702081357
第四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1702081358
1702081359
魏源之目标在“制夷”。“制夷”之武器自何而来？答曰：不外两途。一来自“夷”，故要“师夷”；二来自“我”，故要“师古”。然“师夷”与“师古”之间，至少有三重关系：主以“师夷”，辅以“师古”；主以“师古”，辅以“师夷”；“师夷”与“师古”并重。此即儒、西关系之格式。魏源最终采取了何种格式呢？
1702081360
1702081361
学界基本认定，魏源采取了第二种格式。也就是说，他当时（一）不认为儒学已完全失去“制夷”的力量，（二）不认为西学已完全具备“制夷”的力量。他力图在儒学中找到接纳西学的土壤。
1702081362
1702081363
“以经接西”是他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以《书》接西”、“以《诗》接西”、“以《易》接西”等。于《书》，撰《书古微》，“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傅也”〔59〕。于《诗》，撰《诗古微》，“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60〕。于《礼》，撰《礼记别录考》，“兴礼以维教，经正而民兴，当可事半功倍”〔61〕。于《春秋》，撰《公羊春秋论》，又撰《董子春秋发微》，“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62〕。又撰《公羊古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书，以“微言大谊”之形式完成其“以经接西”之使命。
1702081364
1702081365
以公羊三世说接西洋进化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一例。魏源相信历史无法退步，如他谓：“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兵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63〕又相信后世可胜于三代，如他谓：“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64〕又相信“太古之道”并非完全失去效用，如他谓：“然则太古之道，徒无用于世乎？……夫治始黄帝，成于尧，备于三代，歼于秦，迨汉气运再造，民脱水火，登袵席，亦不啻太古矣。……时不同，无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尝一日废。”〔65〕无法退步之观念，后世胜于三代之观念，“太古之道”抑或有用之观念等等，都可归于儒家经典中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进化论”并非同一种理论，但却完全可以成为接纳西洋“进化论”之具。
1702081366
1702081367
以《周易》之“尚变”思想接纳西洋之变革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又一例。魏源相信《系辞》之“备物利用”思想，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66〕又相信《易》之“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等说，如他谓：“彼谓变通济运者，所益固在国计，……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以是知儳然不终日之中，必无易简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于行无所事也。”〔67〕又相信《系辞》“穷则变，变则通”等思想，如他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宜民者无迂途，实效者无虚议，大人化裁通变之事也。”〔68〕“备物利用”之观念，“易简”之观念，“变通”之观念等等，均可归入《易经》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之“功利”、“革命”诸观念，原非一事，然不妨碍其成为接纳西洋此等观念之具。
1702081368
1702081369
魏源“以经接西”并非“以西变经”，“以儒接西”并非“以西变儒”。魏源之目标是“制夷”而非“变古”；“师夷”之目标是“变西”而非“变中”。对此陈鹏鸣有论曰：“魏源的大同理想几乎全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他没有能像其后康有为那样，以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改造传统的大同理想，因而在深度上，没能达到康有为的水平，依然保留在传统之中，从而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69〕认识到魏源尚未“以西变中”，是很重要的。然以尚未“以西变中”为无“深度”，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却又表现出论者之局限。
1702081370
1702081371
第五节 中华文明固有观念之存留
1702081372
1702081373
魏源既尚未“以西变中”，则传统思想体系之大厦，在魏源那里尚未坍塌。此大厦之几根主要的支柱，魏源尚未拆毁之。
1702081374
1702081375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对中华文明之自信心还没有丧失。《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论及“天下有不可强者三”，一曰有人力无财力，二曰有财力无人力，三曰有人力财力无物力，魏源以为此三种情形于当时中国均不存在，“人才非不足，明矣”，“财非不足，明矣”，“材料又非不足，明矣”〔70〕。对于中华文明，魏源有充足之信心：“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71〕又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而旋辍之有？……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2〕只要中国“厉精淬志”，没有不能“制夷”的理由。这样的自信心在魏源那里，还没有丧失。《古微堂内集》提出“势变道不变”（“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之观念，正昭示着魏源对于中华文明之“文化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73〕，或曰“自我文化身份认同”。这是跟所谓“时代、阶级、文化的局限”，跟所谓“‘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的幻想”〔74〕没有关联的。
1702081376
1702081377
其次，中华文明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尚没有被拆毁。其言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一经一纬而成文，故人之目右明，手右强，人之发与蛛之网、螺之蚊、瓜之蔓，无不右旋而成章。”〔75〕又曰：“人知地以上皆天，不知一身内外皆天也。”“人赖日月之光以生，抑知身自有其光明与生俱生乎？灵光如日，心也，神光如月，目也。”〔76〕又曰：“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虽然，其聚散、合离、升降、劝戒，以何为本，以何为归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77〕又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78〕又曰：“夫贤人者，天地之心也。”〔79〕此类“以天为极”、“天人合一”之话语，在西洋文明体系中是不被承认的。
1702081378
1702081379
1702081380
第三，中华文明固有的“不自大而大”、“先立乎其大者”等生命智慧，还没有被拆毁。其言曰：“然则人之自大也，适所以自小与！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又曰：“愈内敛则愈无物我，而与天地同其大；愈外鹜则愈歧畛域，而与外物同其小。”〔80〕又曰：“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81〕又曰：“为治者不专注其大，而但事节目，则安危否泰之大端失之目睫矣；用人者不务取其大，而专取小知，则卓犖俊伟之材失之交臂矣。”〔82〕又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政不险，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不矜小艺，据其要，制其总，若摄气母于北斗之枢，以万物有余矣。”〔83〕又曰：“度内之事，中人可能；度外之功，非豪杰不能。世俗所谓度外，君子所谓性分内也。天下大事，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84〕“谋全局”优先于“谋一域”，“谋万世”优先于“谋一时”，此种“中国思维”在魏源那里还存在。
1702081381
1702081382
第四，中华文明固有的“循环论”及“物极必反”等观念，还没有完全被拆毁。其言曰：“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众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祸中之福也；众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85〕又曰：“古今宇宙，其一大弈局乎！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故禅让一局也，征诛一局也，传子传贤一局也。……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弈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而其变几尽。而历代君相深识远虑之士，载在史册者，弈谱固已详矣。”〔86〕此种思维并非所谓“进化论历史观”〔87〕，更非所谓“不能脱离阴阳互变和五行循环的机械运动论”〔88〕。“进化论历史观”是西洋之专利，“机械运动论”亦是西洋之专利，均是“小尺度”之理论。魏源既保留了中华文明之“大尺度”，则没有“进化论历史观”与“机械运动论”，就是很自然的。
1702081383
1702081384
第六节 魏源思想之评价
1702081385
1702081386
1702081387
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之第三节“最近世”论及魏源，曰：“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蒲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岂不然哉。”〔89〕日本“尊攘维新”者，为何如此看重魏源呢？为何视其思想为“不龟手之药”，而中国人却认为其只有“束阁覆瓿”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