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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基本认定，魏源采取了第二种格式。也就是说，他当时（一）不认为儒学已完全失去“制夷”的力量，（二）不认为西学已完全具备“制夷”的力量。他力图在儒学中找到接纳西学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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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接西”是他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以《书》接西”、“以《诗》接西”、“以《易》接西”等。于《书》，撰《书古微》，“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傅也”〔59〕。于《诗》，撰《诗古微》，“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60〕。于《礼》，撰《礼记别录考》，“兴礼以维教，经正而民兴，当可事半功倍”〔61〕。于《春秋》，撰《公羊春秋论》，又撰《董子春秋发微》，“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62〕。又撰《公羊古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书，以“微言大谊”之形式完成其“以经接西”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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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羊三世说接西洋进化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一例。魏源相信历史无法退步，如他谓：“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兵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63〕又相信后世可胜于三代，如他谓：“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64〕又相信“太古之道”并非完全失去效用，如他谓：“然则太古之道，徒无用于世乎？……夫治始黄帝，成于尧，备于三代，歼于秦，迨汉气运再造，民脱水火，登袵席，亦不啻太古矣。……时不同，无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尝一日废。”〔65〕无法退步之观念，后世胜于三代之观念，“太古之道”抑或有用之观念等等，都可归于儒家经典中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进化论”并非同一种理论，但却完全可以成为接纳西洋“进化论”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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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易》之“尚变”思想接纳西洋之变革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又一例。魏源相信《系辞》之“备物利用”思想，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66〕又相信《易》之“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等说，如他谓：“彼谓变通济运者，所益固在国计，……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以是知儳然不终日之中，必无易简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于行无所事也。”〔67〕又相信《系辞》“穷则变，变则通”等思想，如他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宜民者无迂途，实效者无虚议，大人化裁通变之事也。”〔68〕“备物利用”之观念，“易简”之观念，“变通”之观念等等，均可归入《易经》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之“功利”、“革命”诸观念，原非一事，然不妨碍其成为接纳西洋此等观念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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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以经接西”并非“以西变经”，“以儒接西”并非“以西变儒”。魏源之目标是“制夷”而非“变古”；“师夷”之目标是“变西”而非“变中”。对此陈鹏鸣有论曰：“魏源的大同理想几乎全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他没有能像其后康有为那样，以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改造传统的大同理想，因而在深度上，没能达到康有为的水平，依然保留在传统之中，从而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69〕认识到魏源尚未“以西变中”，是很重要的。然以尚未“以西变中”为无“深度”，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却又表现出论者之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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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华文明固有观念之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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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既尚未“以西变中”，则传统思想体系之大厦，在魏源那里尚未坍塌。此大厦之几根主要的支柱，魏源尚未拆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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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对中华文明之自信心还没有丧失。《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论及“天下有不可强者三”，一曰有人力无财力，二曰有财力无人力，三曰有人力财力无物力，魏源以为此三种情形于当时中国均不存在，“人才非不足，明矣”，“财非不足，明矣”，“材料又非不足，明矣”〔70〕。对于中华文明，魏源有充足之信心：“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71〕又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而旋辍之有？……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2〕只要中国“厉精淬志”，没有不能“制夷”的理由。这样的自信心在魏源那里，还没有丧失。《古微堂内集》提出“势变道不变”（“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之观念，正昭示着魏源对于中华文明之“文化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73〕，或曰“自我文化身份认同”。这是跟所谓“时代、阶级、文化的局限”，跟所谓“‘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的幻想”〔74〕没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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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华文明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尚没有被拆毁。其言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一经一纬而成文，故人之目右明，手右强，人之发与蛛之网、螺之蚊、瓜之蔓，无不右旋而成章。”〔75〕又曰：“人知地以上皆天，不知一身内外皆天也。”“人赖日月之光以生，抑知身自有其光明与生俱生乎？灵光如日，心也，神光如月，目也。”〔76〕又曰：“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虽然，其聚散、合离、升降、劝戒，以何为本，以何为归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77〕又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78〕又曰：“夫贤人者，天地之心也。”〔79〕此类“以天为极”、“天人合一”之话语，在西洋文明体系中是不被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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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华文明固有的“不自大而大”、“先立乎其大者”等生命智慧，还没有被拆毁。其言曰：“然则人之自大也，适所以自小与！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又曰：“愈内敛则愈无物我，而与天地同其大；愈外鹜则愈歧畛域，而与外物同其小。”〔80〕又曰：“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81〕又曰：“为治者不专注其大，而但事节目，则安危否泰之大端失之目睫矣；用人者不务取其大，而专取小知，则卓犖俊伟之材失之交臂矣。”〔82〕又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政不险，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不矜小艺，据其要，制其总，若摄气母于北斗之枢，以万物有余矣。”〔83〕又曰：“度内之事，中人可能；度外之功，非豪杰不能。世俗所谓度外，君子所谓性分内也。天下大事，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84〕“谋全局”优先于“谋一域”，“谋万世”优先于“谋一时”，此种“中国思维”在魏源那里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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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华文明固有的“循环论”及“物极必反”等观念，还没有完全被拆毁。其言曰：“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众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祸中之福也；众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85〕又曰：“古今宇宙，其一大弈局乎！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故禅让一局也，征诛一局也，传子传贤一局也。……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弈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而其变几尽。而历代君相深识远虑之士，载在史册者，弈谱固已详矣。”〔86〕此种思维并非所谓“进化论历史观”〔87〕，更非所谓“不能脱离阴阳互变和五行循环的机械运动论”〔88〕。“进化论历史观”是西洋之专利，“机械运动论”亦是西洋之专利，均是“小尺度”之理论。魏源既保留了中华文明之“大尺度”，则没有“进化论历史观”与“机械运动论”，就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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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魏源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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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之第三节“最近世”论及魏源，曰：“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蒲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岂不然哉。”〔89〕日本“尊攘维新”者，为何如此看重魏源呢？为何视其思想为“不龟手之药”，而中国人却认为其只有“束阁覆瓿”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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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撰《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一节论及魏源，曰：“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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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以为“长技”之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形式，它本身具有不涉及“长技”内容的“原则指导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可惜李先生没有深论。著者的解读是：“师夷”之目标是为了“制夷”，而不是为了“制中”；吃药之目标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治己”。因病吃药而最终让自己死于药，是不值得的；因倡“师夷”而最终让自己死于夷，是不值得的。学西洋文化是为了起中华文化之衰、救中华文化之弊，若最终的结果是杀死中华文化，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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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曾经衰败，二战惨败几至于亡国，但日本人从来没有去怪罪自己的文化；他们也“师夷”，也学习西洋文化，但从来不会以杀死自己的文化为目标。在这一点上，魏源的思维和他们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才视魏之思想为“不龟手之药”。李泽厚所谓“原则指导意义”，也正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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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习西洋，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师夷长技以制中”，不是因病吃药以治病，而是因病吃药以杀身。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病未愈而身先死，衰未起而文已亡，可不哀哉！只有中国人才以为建新城必得先拆毁旧城，搞现代化必得先消灭传统，学西洋文化必得先杀死中华文化，可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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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之原则于今日，恐怕并非只有“束阁覆瓿”之价值。中国人是否也该像日本维新先贤那样，以之为“不龟手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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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源：《寰海（十一首）》，《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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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源：《魏源集》，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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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魏源：《魏源集》，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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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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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源：《海国图志》，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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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源：《海国图志》，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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