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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篇介绍“瑞士国”，以之为“西土之桃花源”，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政治上的民主，“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如是者五百余年，地无鸣吠，西土羡之”，“仍其旧俗，共推乡官理事……诸大国不得钤制”。〔14〕又介绍“英吉利国”，涉及其“律好司”（Law House）即法院，“巴厘满”（Parliament）即国会，“甘文好司”（Goverment House）即内阁，“布来勿冈色尔”（Privg Cormcil）即枢密院等政治内容，并称赞其政治体制，谓：“始革世袭之职，皆凭考取录用，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15〕又论其国家决策过程谓：“甘文好词，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里满衙门会议政事，……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衙门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16〕又论其“政事”谓：“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民即甘文好司供职之人），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相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17〕这不是抽象的民主政治的介绍，而是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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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国广述》一节又介绍英国“议会”民主体制云：“其乡绅之会，则各邑士民所推选者，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其五爵之会亦如之。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之人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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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西洋》篇介绍“弥利坚”（又称“美理哥国”）即美国之政治体制，谓：“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在位二次，始末八年，传与阿丹士（按：即约翰·亚当斯）。”〔19〕又云：“美理哥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士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会举。”〔20〕此为地方民主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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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每省择二人至都城，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享禄二万五千元。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任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满，或已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若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政府移文于各部首领，遍示士民速举焉。统领三职，文武官皆听其号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别国，皆统领主之。副统领亦由民选举，亦四年一任，享禄每年五千元，所司无事，不过议事居首而已。”〔21〕此为总统、副总统民选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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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齐集都城公所会议。议事阁之职，每部有二人，计二十六部五十二人。选议处共二百四十三人。以议事阁五十二人，分为三等，以二年为期，轮退后复择新者，是以每等以六年为一任，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三十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二十五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别选，以十二月初礼拜之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22〕此为众议院（议事阁）与参议院（选议处）民选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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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详细介绍政府（吏政府）建制，分别论及户政府、兵政府、礼政府、驿政府等机构。又详细介绍“国之大政”、“新国制例”、“议事人”、“县官之职”、“国中察院”、“律例院”、“刑法”、“济贫之法”、乡县等级“学馆”及“大学馆”等等之情形〔23〕，几成美国政治体制之“百科全书”。并称赞其为“可垂奕世而无弊”，云：“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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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已经纤细毕露地进入魏源的视野；亦可知在《海国图志》的时代，中国已具备一切的外部条件去了解、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只是内部的条件还不具备，还没有找到接纳此种制度的土壤。此时正当日本启动“明治维新”前约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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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进入魏源视野的西学已远远超出“技术”之范围；第二，《海国图志》之最可关注然尚未被关注之重点，不在西洋“技术”之介绍，而在西洋“政事”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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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于儒学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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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魏源集》之“前言”，谓魏源思想中“有明显的尊法反儒的倾向”，谓其视“六经”为“诗文”、“文献”，视孔孟之徒为“庸儒”、“腐儒”，视周孔之书为“误天下”、“同于异端”。〔25〕此种判定，当然跟当时“意识形态”的大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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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法反儒”之判定的主要依据，是如下一段话：“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筍而去其箨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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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以“反儒”释读之，实有些“太过”；以“历史进化论”释读之〔27〕，实有些“太高”。此段话有“反儒”之意，但不是一般地“反儒”，只是反对不分时间、地点的、无条件的那个“儒”。此段话又有“不反儒”之意，只要儒是有条件的，它就不反。“不泥法”，就是有条件地“讲法”；“亲历诸身”，就是结合此时此地的情势“讲儒”；周、孔之书固然可“用以误天下”，但在另一些条件下又是可“用以治天下”的；“食筍而去其箨”，讲的就是有条件地“食”，而非无条件地“食”。“儒”而有条件，就不是“庸儒”。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8〕。注重于“今日”，是我们释读魏源思想的根本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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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对于儒家宗师，多有赞颂。撰《孔孟赞》，谓：“始知圣贤之学一贯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29〕撰《曾子赞》，谓：“以言大节，则讬孤寄命而有余；以言大勇，则任重道远而可必。”〔30〕撰《颜冉赞》，谓：“一则严视听言动于四勿，一则出门使民如宾祭之敬恭。宜乎可为邦，可南面，而用行忧世之相同。”〔31〕撰《孟子补赞》，谓：“宜乎泰山岩岩之象，江汉浩浩之流，配神禹，称鲁邹，而百世无休。”〔32〕撰《周程二子赞》，谓：“宜乎动而无动，静而未静，上同于孔子之毋意必固我，下同于孔子之无欲而静。”〔33〕撰《程朱二子赞》，谓：“虽均未光风霁月，而均守规矩准绳。……宜乎为吴草庐、王文成所同诤。”〔34〕撰《朱子赞》，谓：“宜求其德感之所以然，始知公之见尊信于世者，不尽在乎著述。”〔35〕撰《陆子赞》，谓：“宜乎教人能使旦异而晡不同，与程朱文成并立，皆百世之师，如伊尹惠夷颜孟之不妨小异。”〔36〕撰《朱陆异同赞》，谓：“南渡以来，足踏实地，惟二公皆严公乎义利，宜其兴起百世，顽廉懦立。”〔37〕撰《杨子慈湖赞》，谓：“至于以《大学》、《系辞》多非夫子之言，此则公自成家，非后学所敢轻议。”〔38〕撰《王文成公赞》，谓：“道学传孟陆之统，事功如伊尹之任，与程朱皆百世之师，如夷惠各得其所近之性。”〔39〕撰《明儒高刘二子赞》，谓：“皆同于孔子不逾矩，……皆能先立其大，乃本然之良知，不待于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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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于历代儒者的赞颂，在“反儒”的心境之下，是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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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儒学方面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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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先秦儒学正宗论”，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何谓“先秦儒学正宗论”？就是以先秦儒学为正宗，而以后世儒学为旁门；以关心现实之儒学为真传，而以脱离现实之儒学为歧路；崇周公孔孟之儒学，而抑孟子后之儒学。故“儒学正宗论”是希望以先秦儒学为对抗欧风美雨之最后支柱（此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之“先秦儒学正宗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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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哲学名著”〔41〕的《默觚》，就是“先秦儒学正宗论”的代表作。该书仿《荀子》体例，以《诗经》作结，分“学篇”与“治篇”两大部，前者述“正宗”的修身之道，后者述“正宗”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儒学正宗”应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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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篇”凡十四节。第一节崇伊尹与傅说：“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说，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于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42〕又崇《尚书·洪范》与《丹书》：“自孔孟以前言学者，莫粹于冉、范二谟，君子体诸旦明焉。”〔43〕又崇曾皙、曾参“曾皙不禁曾参之狷，曾参不师曾皙之狂，斯圣道之所以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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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抑孟子之言，曰：“古人言学，惟对勘于君子小人，未有勘及禽兽者。惟孟子始言人禽几希之界，又于鸡鸣善利分舜跖之界。”〔45〕又曰：“古人言学，惟自勘于旦昼，未有勘及梦寐者。惟孟子始言夜气平旦之养，好恶与人几希。”〔46〕又有抑汉儒之言，曰：“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俦，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47〕又有抑宋儒之言，曰：“宋儒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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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崇子夏、子张之言，曰：“求人益我者，进德之事，子夏之言近之；以我益人者，成德之事，子张之言近之。”〔49〕第三节有崇周公、文、武、孔子之言，曰：“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50〕第四节有崇孔子而抑宋儒之言，曰：“凡不学之人，患莫甚于货色；学道之人，患莫甚于好名。而皆起于我见。世儒多谓孟子言寡欲，不言无欲，力排宋儒无欲之说，为出于二氏。不知孔子言无我，非无欲之极乎？”〔51〕第七节有崇尧、舜、禹、稷之言，曰：“耕苍莽之野，钓寂寞之滨，而乐尧舜之道焉，故可以达，可以穷，可以夷狄患难。故颜回、禹、稷同道。……先忧后乐之谓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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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有崇颜渊、仲弓、曾子、子羔、子路、周公、仲尼等先儒之言，曰：“至德以为道本，颜渊、仲弓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师以贤得民，子思、孟子当仁于齐鲁；儒以道得民，诸子身通六艺，友教于西河。……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53〕又有崇“三代以上”而抑“三代以下”之言，曰：“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54〕第十二节似有兼蓄并收之言，曰：“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其轨辙不同者，道之并育并行所以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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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第十三节又有崇先秦儒者之言，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况君子登颜孟之东山，登周公孔子之泰山乎？牺、农、黄、唐、禹、汤、文、武，圣之高曾也；周、孔，圣之祖父也；颜、曾，圣之宗子也；孟子，圣之别子也。”〔56〕魏源所崇先秦儒者中，孟子之地位依然最低，“相比较而言，魏源不十分喜欢孟子，特别是对轲死其学不得真传深表不满。……一时性致上来，便对孟子也就大不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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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功达分析魏源“先秦儒学正宗论”说：“从表面上看，魏源热衷于先秦儒学，实质上他试图摆脱‘游谈无根’的心学、一味考据的汉学，而去寻找有用之学。”〔58〕以心学、汉学为无用，也许是乱世与衰世之共同心理，魏源自难以外之。然心学、汉学是否真的无用，学者当三思而后言。魏源之志可嘉，之心可谅，然其学却未必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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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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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之目标在“制夷”。“制夷”之武器自何而来？答曰：不外两途。一来自“夷”，故要“师夷”；二来自“我”，故要“师古”。然“师夷”与“师古”之间，至少有三重关系：主以“师夷”，辅以“师古”；主以“师古”，辅以“师夷”；“师夷”与“师古”并重。此即儒、西关系之格式。魏源最终采取了何种格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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