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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魏源：《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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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魏源：《默觚上·学篇十二》，《魏源集》，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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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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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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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魏源：《默觚下·治篇七》，《魏源集》，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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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魏源：《默觚上·学篇七》，《魏源集》，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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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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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陈鹏鸣：《魏源与今文经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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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耀伦：《魏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宁波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9月第1卷第1期，第2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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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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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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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冯桂芬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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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庭，一号敬亭，晚年自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清思想家、学者。曾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重经世致用之学。倡改良主义。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稿》等著述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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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1922年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分中国“近代”（此“五十年”大体相当于现今学界所说之“近代”）之进化为三期：第一期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熹、冯桂芬、张佩纶、张之洞等为代表，“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在船坚炮利方面“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为代表，“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觉得中国衰败的根本“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以“许多新青年”等为代表，“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希望能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第一期大致从鸦片战争持续到甲午战役前，第二期大致从甲午战役持续到民国六七年间（约二十年），第三期大致始于“欧洲大战告终”的“最近二三年间”。〔1〕第三期大致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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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方面的西化，是“近代化”之第一步；“制度”方面的西化，是“近代化”之第二步；“文化根本”方面的西化，是“近代化”之第三步。冯桂芬处在“近代化”的第一期，故其“近代性”是得到梁启超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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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所采“西学”已涉及“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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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梁启超“三期”之说，冯桂芬被划入第一期，“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总体上来看，这样的判定是不错的，但冯氏思想在某些方面却超出了这个范围，不只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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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的第一议“公黜陟议”，已涉及官制的问题。议中提到“会推之法”与“保举之法”等，已多少涉及“基层民主选举”之问题。其言曰：“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2〕把原来“重臣”才有的“会推权”，普遍下放到“庶僚”，这就是“基层民主选举”；把原来“长吏”才有的“会推权”，普遍下放到“下位”，这就是“基层民主选举”。对于平民而言，乡人皆好之，未必是好人，乡人皆恶之，未必是坏人；但对于官员来说，乡人皆好之，一定是好官，乡人皆恶之，一定是坏官。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公黜陟议”所讲的“公”，实际就是“票选”的意思：“以得举多少为先后”，实际就是“以得票多少为先后”；“核其得举最多者”，实际就是“核其得票最多者”；“取千百人之公论”，实际就是“取千百人之投票”；“考官、学政皆由举”，实际就是“考官、学政皆由票选”。总之，此议是希望以“票选之官制”取代“考试之官制”，以“公举”取代“科举”，曰：“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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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之第六议“复乡职议”，同样涉及“基层民主选举”的问题。其言曰：“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见令丞簿尉，用绅士礼，文用照会，有罪即与凡民同。如是则真能亲民，真能治民。”〔4〕由当地居民“公举”地方官员，且“三年一易”，“随时黜之”，完全是当时西方国家的一种做法，冯桂芬试图将其移植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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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之第二十六议“收贫民议”，已涉及“分配制度”、“福利制度”、“救济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问题。此处冯氏重点介绍了“荷兰国”、“瑞颠国”两国之方法：“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己。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詟，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5〕荷兰的养贫、教贫二局之设，均是政府行为，当然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瑞颠（即瑞典）的“强制义务教育”，亦是政府行为，当然亦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冯桂芬欲将其移入中土，“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6〕，当然涉及“改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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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校邠庐抗议》之第二十八议“复陈诗议”，涉及“舆论监督”的问题，跟“制度”有关；第三十一议“变科举议”及第三十二议“改会试议”、第三十三议“广取士议”、第三十四议“停武试议”，涉及“选官方式”的问题，跟“制度”有关；第三十五议“减兵额议”，涉及“精兵简政”的问题，亦跟“制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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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所采“西学”已涉及“学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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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所采“西学”涉及“制度”层面，“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已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期。其所采“西学”若涉及“文化”层面，“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则就已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了。此说能不能成立呢？兹请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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