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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之第三十九议“采西学议”，已涉及“学理”与“文化”的问题。如它说：“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亦学士之羞也。”〔7〕这是从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地理学等方面“感觉不足”。又说：“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8〕这是从语言文字、算学等方面“感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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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之第三十八议“善驭夷议”，亦涉及“学理”与“文化”的层面。如它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则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即能为理屈之明证。”〔9〕这是从“理”、“信”方面“感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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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亦涉及“学理”与“文化”的层面。其言曰：“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似亦无难，于洋务岂曰小补之哉！”〔10〕这是指出西人在“学理”与“文化”方面的擅长之处，没有明显的“感觉不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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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感觉不足”的重点在“器物”层面，如“绘地图议”、“均赋税议”、“兴水利议”、“改河道议”、“劝树桑议”、“壹权量议”、“稽户口议”、“折南漕议”、“利淮盐议”、“改土贡议”、“罢关征议”、“节经费议”、“筹国用议”、“重酒酤议”、“杜亏空议”、“制洋器议”、“重专对议”、“以工巧为币议”、“用钱不费银议”等等，均以论及“器物”层面为主。至于“制度”层面的“感觉不足”，并非冯氏论述的重心；“文化”层面的“感觉不足”，更非重心。他从“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化学、算学、地理学等，感觉到了不足，但并未“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故将冯氏纳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乃是不妥的。完全纳入第二期，也有不妥的地方，因为他毕竟是以“器物”为重。谓其处第一期与第二期之过渡阶段，似亦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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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固守“中华文化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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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出在第三十七议“制洋器议”，该议之主旨是认定中华文明在“文化根本上”无待于洋人，“在制度上”无待于洋人；唯一有待于洋人者，只在船坚炮利方面，只在“器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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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说：“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11〕什么叫“道在反求”？就是“可从固有文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人无弃材”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地无遗利”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君民不隔”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名实必符”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那什么地方有赖于“西洋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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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的答案是：只在“船坚炮利”这一件事情上有赖于“西洋文化”！其言曰：“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魏氏源论驭夷，……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12〕此处讲到众多的“不如夷”，但并未丧失“中华文化之自信”，而是相反，认为这诸多的“不如夷”是可以返回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解决办法，“无待于夷者”的。“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一语，表明冯桂芬对“中华文化”寄予厚望，并没有“从制度上”感觉其不足，更没有“从文化根本上”感觉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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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著者以为“制洋器议”，乃是一篇“中华文化宣言”，乃是一篇“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华文化告全球人类书”。此“宣言”，此“告书”，置于西元1861年之中国，似有“盲目自信”之嫌；置于今日之中国，则正适时矣。百五十年来，列强不能亡中国，其力不足耶？非也！其力足以亡中国若干次，然而不能亡者，非不欲也，实不能也。为何而不能？“中华文化”固在，“中华文化”未亡。冯桂芬当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今日之中国人更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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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相反是以怜惜的态度去看待它。他以中国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说：“截赢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地之大如是；五州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13〕“地之大如是”，“地之善又如是”，然则“受制于小夷”，何也？这片土地有罪吗？冯桂芬断然答曰：这片土地无罪。“而今顾靦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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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自己的祖先头上，相反是以敬爱之心去看待他们。他说：“彼人非魌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就优生学、生物学的方面说，中国人不劣于洋人；就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方面说，中国人优先于洋人。如此则冯氏说“人实不如”，不是指我们的祖先，而是指我们自己：“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15〕这一时一地之失败，是自己不争气，不能怪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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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以不如”，我们没有办法；“人自不如”，我们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自强”。“天赋人以不如”，我们感到“可耻”；“人自不如”，我们尤应感到“可耻”。这才是中国人对待失败的正当态度：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祖先，不怨神灵，只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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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自己的文化头上，相反对自己先人创造的文化充满自信。他说：“夫九州之大，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16〕我们的“文化”没有让我们的“上知”用心于“器物”，甚至即“中材”亦不屑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之优点，不是缺点。“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17〕，这又是我们“文化”之优点，不是缺点。只要转身过来，用心于“器物”，就不可能再“让诸夷以独能”。“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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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19〕这就是冯桂芬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我们可以使用西洋的先进武器，但不可以全盘推行西洋文化；使用其先进武器，只是为了反抗其侵略。这个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器物”层面的西化是可以的，“制度”层面的西化亦是可以的，唯独“文化根本”层面的西化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忘本”，乃是“根本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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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制洋器议”给我们指出了两个前途，一个是“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另一个是“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实现第二个前途很容易，学“五四新青年”，放弃自己的“文化”就行了；实现第一个前途也很容易，学冯桂芬诸人，固守自己的“文化”就行了。“自信”是成败之关键，“文化自信”是成败之关键，“中华文化之自信”是“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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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所守“儒学”止于“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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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所采“西学”已涉及“制度”，所守“儒学”亦至“制度”层面而止。冯桂芬所论，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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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自序》开篇即讲“三代圣人之法”，认为“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20〕。此处“三代圣人之法”主要指“器物”与“制度”层面，如“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圣人文武不分之法”、“圣人百亩而彻之法”、“圣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圣人尽力沟洫之法”、“圣人乡举里选之法”、“圣人宗以族得民之法”、“圣人悬鞀建铎庶人传语之法”、“圣人分田制禄之法”、“圣人不铸刑书之法”、“圣人守在四夷之法”、“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之法”，等等。这些“器物”与“制度”层面的“三代圣人之法”，并未过时，只要以恰当的方式把它们恢复起来就行，“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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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驭夷议”提到“理”与“三纲”：“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22〕“理”有中西之分，“西理”可以从则从，不可从则据“中理”以折之。此处所谓“理”即“道理”，依然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层面。至于“三纲”与“信”，亦只涉及伦理道德规范，即“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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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西学议”论及“伦常名教”，依然是“制度”层面的：“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3〕“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亦即“三代圣人之法”。这些“器物”与“制度”层面的东西，来源于一个更高的层面——“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冯桂芬此处称之为“学问”。冯氏并未说“以中国之学问为原本”，只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表明冯氏固守之“中学”或“儒学”只止于“制度”，而未达于“文化”。“伦常名教”属“中用”范畴，“富强之术”属“西用”范畴，冯氏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中用”与“西用”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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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中体西用”说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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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冯桂芬只讨论到“中用”与“西用”之关系问题，而没有讨论到“中体”与“西体”，或“中体”与“西用”，或“西体”与“中用”之关系问题。如此则以“中体西用”指称冯氏处理儒、西关系之格式，乃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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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论儒、西关系最为著名的有三段话，一段就是上面所引“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段，见于“采西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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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见于《校邠庐抗议·自序》，谓：“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24〕“羼以夷说”，是不是已涉及“西体”呢？就全部《校邠庐抗议》所论“西学”看，此处所谓“夷说”只涉及“器物”，间或涉及“制度”与“学理”。但“制度”尤其“学理”，并非冯氏论述之重点。“三代圣人之法”，上文已言，只涉及“器物”与“制度”的层面，未上升到“文化根本”。“羼以夷说”，就是“以西用而补中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就是“不以西用而否定中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正面说是“羼”，反面说是“不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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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见于“收贫民议”，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25〕此处“法”同于“三代圣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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