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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冯氏所论未涉及“中体”与“西体”，故其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不可称为“中体西用”，亦不可称为“西体中用”，只可称为“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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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体西用”界定冯桂芬的学者很多。如袁钰认为冯氏的《校邠庐抗议》“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26〕，认为冯氏“本辅论”之时代作用就在于“首创出以‘中体西用’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开一代新风”，认为正是从冯氏“本辅论”起，“‘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构架才成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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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汝平认为冯氏之“本辅论”乃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表述”，“它成为进步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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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焕认为冯氏之“本辅论”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成为以后颇为流行的中体西用说的蓝本，影响甚大”，后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改良派的“道本器末”诸说，“都出自于此”。〔29〕认为《校邠庐抗议》是“以重新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为特色的新的文化思潮的最早代表作”，认为冯氏之“本辅说”“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上启林魏，下对同时代产生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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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妤、梁杏茹认冯桂芬为“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潮和戊戌维新思潮的先导”〔31〕，认冯氏“本辅论”为“著名论断”，认为“这一著名论断成为此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32〕，认为洪仁玕、冯桂芬之思想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前夕中西文化观的最高水平”，认为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积极的影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潮和戊戌维新思潮的先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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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玲直接认为冯桂芬提出了“中体西用”模式〔34〕，认为冯氏之“本辅论”是“‘中体西用’模式的雏形”，它成为“整个洋务思潮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纲领，从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都是余绪不绝”，认为它“是后来中体西用说的源头”，认为冯氏“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中西文化架构模式”，“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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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冯桂芬处理儒、西关系之格式是“中体西用”，几乎已成学界共识。但细究冯氏思想，则知此种共识未必妥当。冯氏要“采西学”，但其“采”之方式却只是移西法入中国之土壤，并未涉及“中体”问题，亦非“以中用为体，以西用为用”。既非以“中体”为“体”，亦非以“中用”为“体”，可知“中体”之说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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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采西学”，实际就是“采西法”。“采”之方式就是先定中方之土壤，然后移植之。如“公黜陟议”是要移植西洋之票选制，于基层以票选代科举，移植之法是先找好中方之土壤。这“土壤”就是《尧典》“师锡”之说、《礼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说、《论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之说、《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之说，等等。〔36〕找到了这些学说，也就找到了移植西洋“公举”制的“土壤”，找到了嫁接西洋“公举”制的“接点”。“土壤”和“接点”不是“体”，故不可以“中体”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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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河道议”欲移植“西人刷沙之法”，“土壤”与“接点”是什么呢？是《周髀算经》“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之言，是汉赵君卿“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之言，总之是“中学”中“治水之必用算学”之理。此理“古之人有行之者矣”〔37〕，只是其法未传承下来，今正好以“西法”补之。此处之“土壤”与“接点”，亦不得称为“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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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关征议”欲移植西人之“关税制度”，冯氏找到的“土壤”与“接点”是《礼记·王制》中“市鄽而不征，关讥而不征”之言，是《孟子》中“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之言，是《周礼》中有关“关市之征”的记载，是《管子·霸形》中“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之言，等等。〔38〕这些“土壤”与“接点”，亦非“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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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贫民议”欲移植西人“社会救济”之法，冯氏找到的“土壤”与“接点”是“三代圣人之法”，如宗教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捄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等等。〔39〕“礼失而求诸野”，中国原本就是“堂堂礼义文物之邦”〔40〕，故接受“夷法”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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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陈诗议”欲移植西人“舆论监督”之法，冯氏找到的“土壤”与“接点”是中国原有的“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之传统，以及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命太诗陈诗以观民风等传统做法。〔41〕“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42〕。原来就有基础，只是恢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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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对议”欲移植西人“专对得人”之法，此时海外诸夷一如中国春秋时之列国：“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借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是专对得人之效也。”〔43〕“专对得人”就是重视“谈判高手”，这方面中国有深厚之“土壤”：“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若臧文仲、子产之类，代有其人。夫子论士品，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当时专对之重。列国以后，此学遂废，间有如富弼、曹利用诸人，止一人一事，艳为美谈，盖不为专才久矣。”〔44〕废而再复，较之全新移植，相对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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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校邠庐抗议》几乎全都采用此种“以中学为土壤移植西学”之方式，此种方式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只是“中用加西用”，根本不涉及“中体”的问题，也不涉及“以中为体”的问题。反倒有点类似于“西学中源说”的思维方式，都是力图在“中学”原有传统中找到移植或嫁接“西学”之“土壤”或“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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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中体西用”界定冯桂芬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乃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对此，早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如吕实强就直接以“似是而非”评判此种界定，认为此种界定“不仅似是而非，更掩蔽不少冯氏思想的真实价值”，认为“就冯氏思想作整体的观察，则甚易发现，其决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谓：“以此，就其全部有关言论加以观察，应该可以确定，他确能破除中西之见、古今之见，而将各种学理，放置于平等地位，加以客观研究，进而综合创造，超越前人。”〔45〕此处是以“儒西并尊”或“中西并尊”格式界定冯桂芬。这样明确否定以“中体西用”界定冯氏思想的文字，在学界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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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与曾国藩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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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思想上去看，曾国藩试图以“儒门增科”之方式接纳“西学”，似乎比冯桂芬“以中学为土壤移植西学”之方式，更接近中国学术几千年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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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广学认为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是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的产物。他引“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一段话后，说：“这就是中体西用，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46〕然著者以为，曾国藩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冯桂芬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用加西用”，没有涉及“中体”问题，亦未“以中为体”。故以冯为“反映”曾，似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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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玲则有相反的认识，认为不是曾影响了冯，而是冯影响了曾：“其采西学、谋自强思想是在民族危急关头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哲学的最佳张扬，对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洋务首领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无疑都是较为出色的‘取法’者，是冯桂芬思想的较为称职的实行者。”〔47〕如此则是曾“反映”了冯之思想，而不是冯“反映”了曾之思想，与蒋广学之说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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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曰：“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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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撰成《校邠庐抗议》（1861），即抄录一份寄呈曾国藩索序，于是有《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云：“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告以1861年11月举行乡试一事，请冯桂芬共商：“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俟台族至金陵之日，聆至论，以祛疑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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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七日，曾国藩日记曰：“冯敬亭，名桂芬，寄投《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50〕同月二十一日又记曰：“令李子真抄冯敬亭议、苏辛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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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曰：“见赵惠甫，谈，阅冯景亭所拟减苏松太浮粮摺子。”〔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