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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思想上去看,曾国藩试图以“儒门增科”之方式接纳“西学”,似乎比冯桂芬“以中学为土壤移植西学”之方式,更接近中国学术几千年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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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广学认为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是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的产物。他引“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一段话后,说:“这就是中体西用,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46〕然著者以为,曾国藩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冯桂芬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用加西用”,没有涉及“中体”问题,亦未“以中为体”。故以冯为“反映”曾,似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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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玲则有相反的认识,认为不是曾影响了冯,而是冯影响了曾:“其采西学、谋自强思想是在民族危急关头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哲学的最佳张扬,对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洋务首领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无疑都是较为出色的‘取法’者,是冯桂芬思想的较为称职的实行者。”〔47〕如此则是曾“反映”了冯之思想,而不是冯“反映”了曾之思想,与蒋广学之说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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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曰:“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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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撰成《校邠庐抗议》(1861),即抄录一份寄呈曾国藩索序,于是有《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云:“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告以1861年11月举行乡试一事,请冯桂芬共商:“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俟台族至金陵之日,聆至论,以祛疑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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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七日,曾国藩日记曰:“冯敬亭,名桂芬,寄投《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50〕同月二十一日又记曰:“令李子真抄冯敬亭议、苏辛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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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曰:“见赵惠甫,谈,阅冯景亭所拟减苏松太浮粮摺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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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九月初五日记曰:“中饭后,写冯景亭信一封。”〔53〕同年十月三十日记曰:“见客,坐见者五次,冯景亭、晏彤甫坐最久。”〔54〕同年十一月初四日记曰:“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围棋一局。旋出门拜客数家,李少荃、冯景亭两处久谈。”〔55〕十一月十二日记曰:“午正,朱久香前辈来,宜春宇学使、冯景亭、潘季玉来中饭,申初散。”〔56〕同月十六日记曰:“记数语于冯景亭所著议四十篇之首,温李太白七古。五点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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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61—1863年间,曾国藩与冯桂芬过从甚密。冯三十一岁(184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冯以在籍京官之身奉旨回籍苏州,办团练以抗太平军。1860年4月,李秀成所率太平军陷苏州,冯丧师失地后避居上海,入李鸿章幕,设会防局抵抗太平军。不久,太平军又占常州、嘉兴等地,进逼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由是被革职拿问,曾国藩受命代行其职。曾赏冯之才,有意延其入幕,但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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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冯桂芬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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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之大的研究背景下,曾就冯桂芬及其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致有四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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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派以冯氏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有周辅成、赵靖、李泽厚等。周撰《冯桂芬的思想》,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9期;赵撰《试论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撰《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载《新建设》杂志1956年第4、5期,后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此种划分是将冯桂芬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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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以冯氏为“地主阶级洋务派”,代表人物有王栻、徐仑等。王撰《冯桂芬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载《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徐撰《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此种划分是将冯桂芬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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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派以冯氏为“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初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有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等。石、任、朱三人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认为冯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初步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58〕。此种划分是将冯与容闳、王韬及稍后的薛福成、马建忠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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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派以冯氏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有陈旭麓等。陈撰《论冯桂芬的思想》,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认为冯“虽然不是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却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通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初表现”。〔59〕又撰《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兼论冯桂芬的思想》,载《新建设》杂志1964年第2期,认为《校邠庐抗议》是“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过渡”之“过渡开始的代表性著作”,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之“较早出现的著作”〔60〕。此种划分按理应将冯桂芬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并列,但陈先生却依然还是将其与王韬、何启、薛福成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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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属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坐标,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坐标,尤其不是唯一坐标。著者欲设立的坐标是“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凡坚守“中华文化”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者,均应肯定。这个坐标与“阶级属性”之坐标,可以一致,但却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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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彦《晚清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西方观比较研究——以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为例》一文,提到日本幕府末期思想家左久间象山(名启,字子明,号象山,1811—1864)处理儒、西关系的一种格式——“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61〕此种格式的根本特性是“中西并盛”:“人谓泰西之学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谓泰西之学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资。夫泰西之学,艺术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则食也,艺术譬则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气,孰谓可以菜肉而损其味也。”“方今之时,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以西洋艺术诸科之学为纬,兴皇国之威,实为良策也。”〔62〕此种格式又可名“中经西纬”,中西之间地位平等,没有主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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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格式告诉我们,“近代化”未必要以毁灭“本国文化”为前提,“现代化”未必要以毁灭“本国文化”为前提,儒学与西学是可以并存的,中学与西学是可以“并盛”的。“中经西纬”就是一种“并盛”的格式。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家之错,就在这里:以为不“破旧”,就不可能“立新”;以为不“去中”,就不可能“采西”;以为不毁灭“中华文化”,就不可能实现“近代化”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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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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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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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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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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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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