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1988
1702081989
冯会明《试论曾国藩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一文谓曾氏“宣扬鼓吹封建伦理纲常，其西化主张，也仅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局限性”。〔62〕
1702081990
1702081991
童远忠《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一文谓“曾国藩的洋务观本身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伸展的内在动力”，曾氏的目标是“力图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式，把留学生培养成通晓西洋技艺，又属守封建纲常、不忘祖宗典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才”，而此种思想也就“奠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63〕
1702081992
1702081993
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演变》一文谓曾氏“不自觉地在思想文化上迈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履，并努力付诸于实践，发动了开启中国近代化步伐的洋务运动”，认为曾氏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用，兼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与“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之双重身份。〔64〕
1702081994
1702081995
蒋广学《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一文则认为曾氏之思想比魏源、徐继畲“落后了一个时代”，在曾氏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65〕
1702081996
1702081997
以“中体西用”定性曾国藩对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基本已成学界“定论”。唯见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明确提出了异议，云：“诚然，曾国藩对西方文化所知甚少。但我们也不赞成有关曾国藩学习西方文化是搞‘中体西用’，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论断。”理由是：（1）当时中学与西学是两种学术体系，并不具备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政治意义；（2）凡有民族责任感之人均必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基础学习外国文化；（3）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文化乃“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之要求“封建地主阶级”之代表的曾氏，乃是“苛求前人”；（4）引进外来文化时完全“不考虑本阶级的利益”实属反常，“在世界上尚找不到先例”。〔66〕
1702081998
1702081999
曹文的反驳有相当道理，但稍显单薄。可不可以用“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关键是看我们对“体”、“用”如何理解。按中国传统的解释，体、用是不可分离的，目之用为视，其性曰明，耳之用为听，其性曰聪，目不能擅耳之用，耳亦不能擅目之用，否则就是“非分”。同理，中学有中学之体与用，西学有西学之体与用，中学之体无以擅西学之用，西学之体亦无以擅中学之用。“中体西用”如何能够成立呢？如谓“男体女用”、“马体牛用”、“木体草用”，能够成立吗？严复有言：“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67〕
1702082000
1702082001
纯粹概念上既说不通，我们就必得对“中体西用”之说另行做出解释。《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解释是：“以传统的‘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主张以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即纲常名教为根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以为用。”〔6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解释是：“‘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69〕学界基本认定“中国纲常名教”就是“中体”所讲的那个“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就是“西用”所讲的那个“用”。
1702082002
1702082003
如此则我们就不能以“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因为曾氏捍卫于“中学”者，决非止于“纲常名教”；曾氏采纳于“西学”者，亦决非止于“科学技术”。采“西学”部分前文已论及，兹专论卫“中学”部分：曾氏一生所捍卫者，止于“纲常名教”吗？
1702082004
1702082005
“纲常”者，三纲五常是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是也。“名教”者，“以名为教”之谓也，立名分，定名目，号名节，制功名，以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为目标。可知“纲常名教”在现代学术框架中，是属于“道德”之层面。
1702082006
1702082007
然曾国藩所捍卫者，并非止于“道德”之层面。他以王船山为师，船山以张横渠为师，横渠以孟子为师，其所“师”者，已远远超出“道德”之上。
1702082008
1702082009
《王船山遗书序》谓：“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又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70〕
1702082010
1702082011
“平物我之情”，“天地境界”也；“息天下之争”，“道德境界”也。“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天地境界”也；“显以纲维万事”，“道德境界”也。“求所谓育物之仁”，“天地境界”也；“求所谓经邦之礼”，“道德境界”也。曾氏看任何问题，均是先“天地境界”，而后“道德境界”，以“道德”为“天地”之延伸，其所捍卫者，当然不会以“道德”为止。
1702082012
1702082013
很多人不能理解，曾国藩以“清廷重臣”之身，为何要力挺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船山之学，并经自己之手，使其走出湖湘之地而成“显学”。船山之学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曾氏呢？曾氏在与太平军鏖战之际夜以继日刻行《船山遗书》，战事愈紧，刻行愈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702082014
1702082015
船山《读通鉴论·宋文帝》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71〕其《读通鉴论·东晋成帝》又云：“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统之窃，沐猴而冠，……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72〕
1702082016
1702082017
船山之学的核心，就在这里：有一个“儒者之统”高居于“帝王之统”之上，有一个“道统”高居于“治统”之上，有一个“圣人之教”高居于“天子之位”之上，有一个“道”高居于“天子”之上。“天子”可变，但“道”不可变；“天子”可废，但“道”不可废；“天子”可替，但“道”不可替；“天子”可乱，但“道”不可乱；“天子”可亡，但“道”不可亡。
1702082018
1702082019
船山《张子正蒙注·序论》又上推“张子之学”，再上推“孔孟之志”。“张子之学”与“孔子之志”兹不论，“孟子之志”又是什么呢？还是《读通鉴论》的这样一种思维：“君子”所代表的“道统”高居于“君主”所代表的“治统”之上；“道统”永远是“治统”之师。“故将有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73〕“仁道”之于一国一族，是至尊之价值标准与最高之评判尺度，“君主”亦不得逾越之。“君子”更不得“枉道而从彼”，不管是“枉尺而直寻”，还是“枉寻而直尺”〔74〕，均不行。“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75〕总之孟子认定“君主”之上，还有一个“道”在，还有一个“理”在。
1702082020
1702082021
自孔孟而至张横渠，自张横渠而至王船山，曾国藩要捍卫的就是这个“统”，就是这个“学统”与“道统”，其核心就是认定，最后的“体”不在“天子”，不在“君主”，不在“帝王”，不在“治统”，亦不在“纲常名教”。不在“道德”，而在“平物我之情”，在“究民物之同原”，在“求所谓育物之仁”。相对于此“体”，“道德”只是“用”；相对于此“体”，“政治”只是“用”；相对此“体”，“经济”、“技术”等等更只是“用”。“用”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替的，是可以亡的。
1702082022
1702082023
曾氏《讨粤匪檄》云：“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所也！”〔76〕学者引用此段话，只注意到其“护清”之一面，而未注意到其“反清”之一面。其“岂独我大清之变”之言，显示曾氏是把太平天国定性为“亡天下”之举，而非仅仅是“亡国”之举。“亡国”只是“亡清廷”，肉食者谋之即可；“亡天下”是“亡中华文明”、“亡天地境界”，此则匹夫之贱，有与责焉耳！曾氏明确地把自己进攻太平天国之行为定性为：防止“亡天下”，而非仅防止“亡国”。
1702082024
1702082025
这里贯穿的，照样还是王船山的思想：“治统”与“道统”合，则“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此时的“治统”与“天子”就是可以保留的；“治统”与“道统”不合，则“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此时的“治统”与“天子”就是可以去除的，可以替换的。“清廷”合于“道”，则捍卫之；“清廷”不合于“道”，则拒斥之。太平天国不合于“道”，不能代表这个“道统”，焉有不拒斥之理。〔77〕
1702082026
1702082027
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书曾刻船山遗书后》对此有明确之言，曰：“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对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遂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78〕既只以“道统”为“体”，只以“道统”为最后依归，则“亡清廷”亦可以成为曾国藩的一个选项，至此则曾国藩氏与船山，殊途而同归矣。
1702082028
1702082029
总之，曾氏所捍卫者，只是一个“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只是学人或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最后一份批判权与评判权，只是“学统”对于“治统”的优先权与终审权。以此而观，能否用“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对儒、西关系之处理，关键看我们如何解释“中体”。若只将“中体”解释为“纲常名教”，则不能界定之；若已将“中体”解释为高于“治统”的那个“道统”，解释为“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则可以界定之。
1702082030
1702082031
然则学界已习于以“纲常名教”指称“中体”，故著者以为不宜以“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若必得以专称名之，则宜号为“中体中用加西用”。
1702082032
1702082033
第八节 曾国藩思想之评价
1702082034
1702082035
曾国藩去世后二十四年，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序例》（光绪二十二年，1896），论曾氏云：“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79〕又云：“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以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80〕此处是将曾氏制造局所译西书，放到清末“西学东渐”之全局上来定位，以明其“三居其一”之影响。
1702082036
1702082037
曾氏去世后三十年，梁撰《新民说》（光绪二十八年），在“论私德”一节，再次论及曾氏，云：“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难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81〕此处是将曾氏之德才放到清末“救国”之大背景上来定位，以明曾氏“救国之师”之地位。
[
上一页 ]
[ :1.7020819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