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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采“西学”，究竟采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涉及曾氏在“西学东渐”中之定位问题，故有稍加讨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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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以为曾氏采“西学”主要有如下诸项：西方军事技术；西方近代实用技术；西方近代教育方法；希望引进西方技术人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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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会明《试论曾国藩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一文，则以“劳苦功高”评曾氏，认为其采“西学”已经范围极广，如制造炮船、创翻译馆译西书、设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曾氏准李善兰之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组织大批中外学者翻译西书，对此文章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其（1）打破了教会垄断译书之格局，扩大了译书之范围与自决权；（2）奠定了中国多种近代科学之基础；（3）使西方科技逐渐传入中国，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4）扩大了国人视野，予中国思想界以有力影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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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霖《浅论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一文，则以“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评曾氏，谓：“曾国藩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而西学东渐之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则开始走出了传统。……剧变的时代，使曾国藩不自觉地成了传统文化嬗变的历史中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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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远忠《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一文，则将曾氏延揽科技人才、制器、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四项“洋务活动”，纵向排列，认为它们“体现了曾国藩在洋务问题上认识逐步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仿制炮船认识到基础理论、科技资料之重要；第二阶段由重基础理论、科技资料认识到组织人才译西书之重要；第三阶段由重西书之译认识到直接派人到西国留学之重要。但“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则完全排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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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所采“西学”将置于何地，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一文以为是置于“孔门”之下，将“孔门三科”发展成“孔门四科”：“如唐鉴所言，此前儒学内部一般只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经济’被包含在义理之内而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到曾国藩，才把‘经济’之学独立出来，将儒学‘三门’发展为‘孔门四科’。”〔50〕对于曾氏的此一发展，陆宝千《清代思想史》评价很高，谓：“苟曾文正公所倡‘贯性型’的礼学传承不绝，则议会制度可为礼学所涵摄，西方之民主制度可与儒家心性之学相结合，中国之政治当可转一新境界。”〔51〕如此则曾氏所采“西学”虽限于科技，然已为“无限采纳”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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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韩立君《简评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一文，亦有论列，谓：“他所说的经济，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涉及国家治理的各门学科知识。……并把各门、各家的学问统统融入儒学本源之中，使之更为丰富、焕发活力。……可视为他‘外王’的具体表现。”〔52〕叶兴艺《曾国藩与“西学东渐”》一文则解读为承认“西学”之存在与先进：“的确，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不仅承认了西方学术的存在和先进，并且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容闳后来不无夸张的说法是中肯的：‘中华学子得到文明教育，是受之于曾国藩的遗泽。’”〔53〕程志华《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一文又解读为以“经济”强化“义理”并进而维护“道统”：“……（他）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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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门增科”的方式采纳“西学”，其提供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呢？是不是如朱东安《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所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55〕其所提供的空间仅限于西洋科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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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师夷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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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普遍关注到曾国藩“师夷智”之说，若“师夷智”不局限于科技，则曾氏采“西学”之范围，就可能要比科技宽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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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师夷智”之说，见于其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初八日所撰《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云：“抑臣窃有请者，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6〕“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非就是只师造炮制船之智；若“夷智”仅限于造炮制船，当然还是没有超出科技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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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以为“智”之内涵要比“技”之内涵大很多，“技”限于武器，“而‘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涵‘制器之器’及与之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57〕此论诚然。曾氏确已走出“炮船”时代，力图进一层向中国人输入“炮船所以为炮船之理”，而这就涉及所谓“科学文化知识”，以克服“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之问题。此“之所以然”，就是所谓“科学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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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一旦认识到“翻译一事，系制造的根本”，便立即接受李善兰之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此后十余年间，译书近百部二百三十余册，内容已涵盖西洋军事学、工艺学、医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测量学、化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包括中国第一本符号代数学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微积分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概率论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定性化学和定量化学分析专著（徐寿译）、中国第一部矿物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地质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天体力学专著（李善兰、徐建寅译）等。此处“夷智”的领域，已经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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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演变》一文，认为曾氏之采“西学”已由技术、物质的层面，进至“文化科学”的层面，其所谓“夷智”已包括“算学、术数及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近代文化科学知识”，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西方近代文化”。〔58〕除此之外，曾氏“师夷智”似还应包括“招智巧洋人来为我用”和派“幼童出洋”两方面。前一方面是直接使用“夷智”，后一方面是直接“师仿”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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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师夷智”是曾国藩的独创吗？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诸先贤中，似已有人提出过“师夷智”的问题，但“师夷智可期永远之利”之说法，确是曾氏之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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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格致书院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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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书院有功于“西学东渐”者甚大，此份功劳可否计入曾国藩之名下，对曾氏地位之评判，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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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局而言，上海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原亦只是曾氏所开创并领导之“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其功计入曾氏名下，亦非绝对不可。然曾氏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其弟曾国荃曾直接参与书院考试之命题与评卷），坐揽其功似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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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海格致书院之活动，却不能说与曾国藩无关。叶兴艺以为徐寿等人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创建格致书院的。〔59〕王扬宗以为格致学院的兴起与曾国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有直接关系：“尽管格致书院的创办人和中西董事以徐寿、傅兰雅等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家为主，但在1913年格致书院分办之前，格致书院并没有编译过任何科技著作。民国初年，在格致书院南迁龙华之后，徐华封开始聘人翻译科技著作，当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不无关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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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停办于民国元年（1912）冬，局新任督理陈洛书以翻译馆、天文馆、图书处等局中十三家机构为“与局事无甚关系者”，一律撤销。徐寿之三子徐华封（1858—1928）呼请保留翻译馆未果，转而主持格致书院之重建与经营，继续展开其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创之译书事业。故可将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视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输入西学之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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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书院之主体力量，基本上为翻译馆之原班人马：1874年3月成立之董事会五名成员中，傅兰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曾长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有“江南制造局中有卓越成就的西方学者中的‘泰斗’”之誉；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亦曾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增加中籍董事，有学者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韬、赵元益等，几无一不出身曾国藩领导之翻译馆。1886—1894年间书院季课及春秋特课之命题与评卷人，如邵友濂、薛福成、周馥、龚照瑗、许应鑅、盛宣怀、胡燏棻、李鸿章、吴引孙、曾国荃、傅兰雅、沈秉成、聂缉椝、刘坤一、裴式模、李正荣、郑观应、刘麟祥等，几无一不是曾国藩之“洋务骨干”。书院之历任华人董事，如唐廷枢、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亦无不与曾国藩之“洋务”有关。总之，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之功，曾国藩可计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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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已到何种程度，我们读郝秉键《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一文，可略知梗概。其所输入之西洋科学，已涵盖光学、声学、化学、电学、热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地质学等领域。其所输入之西洋哲学，已涵盖亚里士多德之物质构成论、培根之“唯物经验认识论”、培根之“新工具”、斯宾塞之教育学及其“可知论”与“不可知论”、达尔文之进化论，等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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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洋科学思想与西洋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格致书院之学生已对中式科学与哲学思想提出怀疑。这意味着“西学”之输入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此种影响最实质的内容，就是以“机体论”为基础的“中式哲学”让位给以“机械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哲学”，以“波与场”为基础的“中式科学”让位给以“原子论与粒子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科学”。这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近代化”，这就是所谓“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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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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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儒、西关系的处理格式，被学界定性为“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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