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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良俊《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一文，就认郭氏“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35〕，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勇敢挑战”〔36〕。冯吉红《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一文亦认郭氏“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开启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37〕，“不拘泥于传统的‘中体西用’模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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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谓“中体西用”，严格讲来是特指洋务派的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分解讲来就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就是吸纳“西用”以卫“中体”。这个格式近代以来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批评的关键点，是认定“中体”之捍卫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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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捍卫“中体”，而在要捍卫怎样的“中体”；问题的关键也不在要不要吸纳“西用”，而在要吸纳怎样的“西用”。假如洋务派认定的“中体”就是专制制度，就是纲常名教，则这样的“中体”当然是不值得捍卫的；假如洋务派认定的“西用”，就是“器物”，就是“船坚炮利”，则这样的“西用”当然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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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三个层面来看“中学”与“西学”，则知中、西各有本末与体用。相对于“制度”而言，“器物”是末，是用；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制度”又成为末，成为用。洋务派主张“器物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当然是一种“中体西用”；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不过又是一种“中用加西用”。郭嵩焘主张“制度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它当然突破了“中体西用”之框架；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依然只是一种“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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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以“制度”为本，为体，则可判定郭氏突破了、超越了“中体西用”；假如我们以“文化根本”为本，为体，则又可判定郭氏依然属于“中体西用”，只是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高了一个层次，可以称之为“高级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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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西学”亦然。主张“器物西化”，只涉及“西用”；主张“制度西化”，亦只涉及“西用”；只有主张“观念西化”，以“西式思维”替代“中式思维”，才涉及“西体”的问题。如此则可发问，郭氏之“西化”已涉及“西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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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致李伯相》论“西体”云：“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在此学习律法。……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39〕此处郭氏是以“制度”即“各种创制”为本、体，而以“器物”即“坚船利炮”为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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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姚彦嘉》论“西体”云：“鄙人常论办理洋务之节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强之术，……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而求富强，果有当焉，否耶？贤如幼帅，于此亦未能深察也。”〔40〕此处郭氏是以“人心风俗政教”为本、体，而以“富强”为末、用，大致也是以“制度”和“器物”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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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李傅相》论“中体”云：“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41〕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器物”如“富强”等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振厉朝纲，勤求吏治”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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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傅相》又论“中体”云：“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贤者于此固当慎之。”〔42〕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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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论“中体”与“西体”云：“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3〕此处郭氏中、西并论，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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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议》再论“中体”与“西体”云：“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公私两得其利，则末治。”〔44〕此处郭氏是以工商、逐利、富强等为末、用，而以“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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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论“中体”与“西体”云：“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45〕此处郭氏亦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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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郭氏在论及洋务、夷务或西化时，始终是以军事、经济等为末、用，而以政教、风俗等为本、体，这在同辈诸公中，是一种很特别的思维。基此郭氏的“采西学”主张，亦以“采制度”为重点；“采器物”只是“采制度”的预备与基础。他以为“采器物”不是不重要，只是不要以“采器物”为满足。而这就超越了洋务派的立场，在儒、西关系的处理格式方面，构建出一种“高级中体西用论”。这可算是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一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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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二项贡献，是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在提出“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未之序”四大建议之后，总论“西学”之本末云：“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46〕此处是明言“西体”与“西用”：“西体”在“朝廷政教”等，属于“制度”层面；“西用”在商贾、造船、制器等，属于“器物”层面。中国有自己之“中体中用”，西洋亦有自己之“西体西用”，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首次明确肯定“中西各具本末体用”。从而也就间接否定了“西洋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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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议海防事宜》又说：“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47〕此处是讲“学校制度”与“教育制度”，依然还是以“制度”论“西体”，还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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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议海防事宜》又以“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责洋务派之不实：“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造船、制器，沿海诸省当任其功，各海口机器局亦当渐穷其巧，而求所以自强之术，固有自其本末条理，非数言所能尽。”〔48〕只求西洋之末，而不问西洋之本，以求末为满足，此正洋务派之根本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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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氏论“西学”，是以“制度”为重点，以为“制度”就是“西体”；其论“中学”，既讲“制度”，又讲“文化根本”，以为“制度”是“中体”，“文化根本”亦是“中体”。就“器物”、“制度”层面而言，他已放弃“华夏优越论”，承认中不如西；就“文化根本”层面而言，他并未放弃“华夏优越论”，反是肯定西不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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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郭氏对于“中体西用模式”的“突破”，就具有多重的意义：就其只论及“制度”为“西体”而言，他的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可称为“中体中用加西体西用”；若以“文化根本”为“西体”，则其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又可称为“中体中用加西用”；若不论中学西学，吾人只承认“文化根本”为“体”，“制度”、“器物”为用，则其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就只能是“中体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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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氏在洋务派的“器物西化”之上，重点强调“制度西化”，就其对“西体”的理解而言，是一种“西体西用”格式。然就著者对“西体”的理解而言，他依然只讲到“西用”，“制度西化”依然只是“西用之采纳”，依然是一种“西用”格式。若再加上“中体”，就是“中体西用”，就是比洋务派高出一个层次的“高级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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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明确提出“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是在光绪元年（1875），而严复提出类似主张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故可谓郭氏此点是一项贡献。严氏《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于光绪二十八年《外交报》第九、十期，其论“中西体用”云：“夫中国之开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皆成理。……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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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有“牛体牛用”，马有“马体马用”，中学有“中体中用”，西学有“西体西用”，这就是所谓“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其思维格式与郭氏完全相同，然却晚出，虽其论证较郭氏更为系统完整，但不能谓郭氏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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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至少有两项贡献：一是以“制度”为“西体”，主张中国应“制度西化”；二是主张“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证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而非仅限于末之理。此两项均突破了洋务派的思维，均突破了“中体西用模式”。故就其自身立场视之，其格式是“中体中用加西体西用”；就吾人之立场视之，其格式则为“中体中用加西用”，或简称曰“高级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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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王船山及其思想之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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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谓郭氏固守儒学与中学，并未放弃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已列示证据如上。兹以其“船山观”为一视角，更证此说之不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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