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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笙陔〈明史论略〉序》赞船山云：“独船山王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事与人，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嵩焘尝欲综论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后，而未敢遽也。”〔50〕此处推崇王船山之“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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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南岳志〉序》赞船山云：“当顺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辑《莲峰志》，为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则，其文雅驯。凡历二百二十年，威毅伯曾公刊行王氏遗书，其书始显。又二十年，次青衡山志成，尽揽七十二峰之胜，而其体例犹受成船山。”〔51〕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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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祠碑记》赞船山云：“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学，程子、朱子继起修明之，……然六七百年来，老师大儒，缵承弗统，终无有卓然能继五子之业者。……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52〕此处推崇王船山之“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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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忾于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若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53〕此处推崇王船山之“义理”与“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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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赞船山云：“而其斟酌道要，讨论典礼，兼有汉、宋诸儒之长。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54〕此处推崇王船山学理之“精详”，以为其超过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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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祠祭文》赞船山云：“惟先生根柢六经，渊源五子。养气希踪于孟氏，《正蒙》极诣于横渠。于《易》、《礼》尤极精求，视陈、项更标新旨。允宜追配七十子，位两庑程、邵之班。”〔55〕此处推崇王船山传承孟子与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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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祠祭文》赞船山“衍关闽濂洛之宗风，发《易》、《礼》、《诗》、《书》之秘钥”〔56〕。《船山先生像赞》赞船山“约礼明性，达变持危，阐扬正学，是曰先知，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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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赞船山云：“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所著经说，言必徵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58〕此处推崇王船山之“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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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59〕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易学”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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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之日记赞船山云：“予谓船山苦节，当时无及者。……乙舟因述往岁为袁漱六撰船山祠联云：“痛哭西台，当时水殿仓皇，知己犹余瞿相国；栖迟南岳，此后名山著述，比肩惟有顾亭林。”〔60〕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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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曾撰《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一文，谓郭氏“不愧为船山思想二百余年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知音”，认定“郭嵩焘对船山的评价超过鸦片战争以前所有对船山的评价”，包括陶澍、贺长龄、邓显鹤、段谔庭、唐鉴、魏源、罗典等湘人，甚至“较曾国藩的看法更宏阔，更能接近船山思想的真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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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种说法是对的，则更证明郭氏固守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之不诬。因为船山就是中学“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之“卫士”，推崇船山无异于推崇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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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黄书·原极》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62〕《春秋家说》卷三中又云：“中国于夷狄弗言战。……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而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义以信，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63〕此均为捍卫中学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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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论船山云：“在学问广博和体系庞大这两方面，他都可以成为后期道学的主将，跟前期道学的主将朱熹并驾齐驱。”〔64〕又说：“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可以为继承人所凭借，这是他的最大的贡献。”〔65〕船山之于“中学”，是承上启下者，其于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常以“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态度捍卫之。则可知郭嵩焘捍卫船山，实际上就是在捍卫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与曾国藩之捍卫船山，目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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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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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以为中国原本有一套“控御夷狄之道”，但“西夷之祸”到来之时，此道已绝于天下。此道之根本是“和”而非“战”，是“以理折”而非“以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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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言存略〉小引》论云：“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66〕“以理格之”曾是中国“控御夷狄之道”，但被南宋以来诸儒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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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子听》论云：“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后世无能行之），其次以略（汉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汉武帝于匈奴，唐太宗于突厥诸国是也），其次以恩（汉之于西域，唐之于回纥、吐蕃，北宋之于契丹是也），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事有成败，理有得失，不相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谁哉！”〔67〕“战”不在“中国之控御夷狄”的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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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龙皞臣》论云：“西夷之祸，自谓能见及之而痛言之。……窃独深念古人之言与其行事始末，自南宋以来，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68〕此处又指责“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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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中堂》论云：“夷人之与中国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异用。……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胁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费，不敢擅发也。既发兵，则教与商俱退听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发。酝酿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费求和而后已。世人愦愦，不加察耳。……则不专论势之强弱，而论理之是非。愿熟筹之。”〔69〕此处说明“反战”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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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沅甫》论云：“来书谓鄙人稍能通知事务，可以赞益中丞是也。然兄所知，知其理而已。天下藉藉，与为义愤而无当于理，则鄙人为优。……自南宋以来，议论猥繁，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贤者惟知引身以避之而已。”〔70〕此处又指责“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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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懿叔》论云：“其颇自任者，则《绥边徵实》一书，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辨证其得失，而不必以成败为是非。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徵实’者，以砭南宋后虚文无实之弊也。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71〕此处责“南宋以来”诸儒，倡“不必以成败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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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致李伯相》论云：“……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惟中堂采择上陈，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国家必多矣。”〔72〕此处又斥“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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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姚彦嘉》论云：“吏治之偷敝如故也，民气之壅塞如故也，而彼眈眈环视之洋人，亦必求所以应之。应之维何？曰理而已矣。审吾所据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审彼所据之理，必有辞以折之。常使理足于己，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无不如意，则亦可以求数十百年之安。……吾心所据之理有余，安坐以应人之变，而必无有困辱折挠，若以前之为者，此可以理决也。”〔73〕此处谓“以理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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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傅相》论云：“嵩焘以为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为？自古用兵，先审曲直。无故授人口实，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属无名。推极于用兵，亦当竭情尽虑，先为之程，以蓄积其势，审求事变，坚持一意，以理自处。圣贤之当事任，无以易此。”〔74〕此处明确反对“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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