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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赞船山云：“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所著经说，言必徵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58〕此处推崇王船山之“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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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59〕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易学”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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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之日记赞船山云：“予谓船山苦节，当时无及者。……乙舟因述往岁为袁漱六撰船山祠联云：“痛哭西台，当时水殿仓皇，知己犹余瞿相国；栖迟南岳，此后名山著述，比肩惟有顾亭林。”〔60〕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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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曾撰《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一文，谓郭氏“不愧为船山思想二百余年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知音”，认定“郭嵩焘对船山的评价超过鸦片战争以前所有对船山的评价”，包括陶澍、贺长龄、邓显鹤、段谔庭、唐鉴、魏源、罗典等湘人，甚至“较曾国藩的看法更宏阔，更能接近船山思想的真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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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种说法是对的，则更证明郭氏固守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之不诬。因为船山就是中学“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之“卫士”，推崇船山无异于推崇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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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黄书·原极》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62〕《春秋家说》卷三中又云：“中国于夷狄弗言战。……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而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义以信，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63〕此均为捍卫中学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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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论船山云：“在学问广博和体系庞大这两方面，他都可以成为后期道学的主将，跟前期道学的主将朱熹并驾齐驱。”〔64〕又说：“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可以为继承人所凭借，这是他的最大的贡献。”〔65〕船山之于“中学”，是承上启下者，其于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常以“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态度捍卫之。则可知郭嵩焘捍卫船山，实际上就是在捍卫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与曾国藩之捍卫船山，目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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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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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以为中国原本有一套“控御夷狄之道”，但“西夷之祸”到来之时，此道已绝于天下。此道之根本是“和”而非“战”，是“以理折”而非“以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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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言存略〉小引》论云：“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66〕“以理格之”曾是中国“控御夷狄之道”，但被南宋以来诸儒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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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子听》论云：“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后世无能行之），其次以略（汉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汉武帝于匈奴，唐太宗于突厥诸国是也），其次以恩（汉之于西域，唐之于回纥、吐蕃，北宋之于契丹是也），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事有成败，理有得失，不相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谁哉！”〔67〕“战”不在“中国之控御夷狄”的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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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龙皞臣》论云：“西夷之祸，自谓能见及之而痛言之。……窃独深念古人之言与其行事始末，自南宋以来，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68〕此处又指责“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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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中堂》论云：“夷人之与中国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异用。……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胁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费，不敢擅发也。既发兵，则教与商俱退听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发。酝酿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费求和而后已。世人愦愦，不加察耳。……则不专论势之强弱，而论理之是非。愿熟筹之。”〔69〕此处说明“反战”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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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沅甫》论云：“来书谓鄙人稍能通知事务，可以赞益中丞是也。然兄所知，知其理而已。天下藉藉，与为义愤而无当于理，则鄙人为优。……自南宋以来，议论猥繁，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贤者惟知引身以避之而已。”〔70〕此处又指责“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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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懿叔》论云：“其颇自任者，则《绥边徵实》一书，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辨证其得失，而不必以成败为是非。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徵实’者，以砭南宋后虚文无实之弊也。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71〕此处责“南宋以来”诸儒，倡“不必以成败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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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致李伯相》论云：“……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惟中堂采择上陈，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国家必多矣。”〔72〕此处又斥“南宋以来”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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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姚彦嘉》论云：“吏治之偷敝如故也，民气之壅塞如故也，而彼眈眈环视之洋人，亦必求所以应之。应之维何？曰理而已矣。审吾所据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审彼所据之理，必有辞以折之。常使理足于己，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无不如意，则亦可以求数十百年之安。……吾心所据之理有余，安坐以应人之变，而必无有困辱折挠，若以前之为者，此可以理决也。”〔73〕此处谓“以理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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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傅相》论云：“嵩焘以为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为？自古用兵，先审曲直。无故授人口实，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属无名。推极于用兵，亦当竭情尽虑，先为之程，以蓄积其势，审求事变，坚持一意，以理自处。圣贤之当事任，无以易此。”〔74〕此处明确反对“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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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曾沅甫宫保》论云：“生平读书观理，颇能窥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汉唐以后规模局势，得失安在，所以终能自立者安在？下视南宋以下诸贤之议论，犹蚊蚋之集于污渠，不屑较量也。是以屡上言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75〕此处斥“南宋以下诸贤”，同时反对“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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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伯相》论云：“嵩焘十余年来干冒众人议论，以求处置西人之方，……窃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76〕此处又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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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傅相》论云：“洋患至今日，无可补救，急求应付之方，可以尊国体、安边圉，为中国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务而已。是故与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诎；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论。”〔77〕又云：“……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贤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顺之，亦未尝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于理，强者亦可使退听。……是故洋务者，治国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为用各异，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齐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余矣。”〔78〕此处明确倡导“理喻”说、“情遣”说、“以理折衷”说，反对“用兵”，反对“贸然构畔”、反对“开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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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李傅相》论云：“西洋积强已数百年，而慎言战，创定万国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数年，或十数年，必分胜负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争也。御之得其道，足与共享其逸。一劳则恐永不能逸。”〔79〕此处又倡“以理折”，反对“以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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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彭宫保》论云：“然嵩焘独有深忧者：法人滋扰越南，以求通商滇境，当事不务探求其情，以理开谕之，贸焉与之构兵，而于地势军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独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80〕此处反对与法国“构兵”。又云：“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然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偃然恃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81〕此处更提出“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之“骇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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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李次青》论云：“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由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规模事迹且不暇讨论，无论三代。是以其局愈蹙，其势亦愈穷。……三代圣人抚绥中外，宽之以情，隆之以礼，其言具在，而在今日尤为安危利病之大几。”〔82〕此处又倡三代圣人“控御夷狄之道”，而反对“南宋以后嚣张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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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销假论洋务疏》论云：“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气习。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83〕此处更欲有“和非为辱，战非为高”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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