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2402
1702082403
《复姚彦嘉》论“西体”云：“鄙人常论办理洋务之节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强之术，……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而求富强，果有当焉，否耶？贤如幼帅，于此亦未能深察也。”〔40〕此处郭氏是以“人心风俗政教”为本、体，而以“富强”为末、用，大致也是以“制度”和“器物”对举。
1702082404
1702082405
《寄李傅相》论“中体”云：“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41〕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器物”如“富强”等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振厉朝纲，勤求吏治”等为本、体。
1702082406
1702082407
《致李傅相》又论“中体”云：“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贤者于此固当慎之。”〔42〕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1702082408
1702082409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论“中体”与“西体”云：“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3〕此处郭氏中、西并论，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等为本、体。
1702082410
1702082411
《铁路议》再论“中体”与“西体”云：“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公私两得其利，则末治。”〔44〕此处郭氏是以工商、逐利、富强等为末、用，而以“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1702082412
1702082413
又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论“中体”与“西体”云：“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45〕此处郭氏亦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为本、体。
1702082414
1702082415
总起来看，郭氏在论及洋务、夷务或西化时，始终是以军事、经济等为末、用，而以政教、风俗等为本、体，这在同辈诸公中，是一种很特别的思维。基此郭氏的“采西学”主张，亦以“采制度”为重点；“采器物”只是“采制度”的预备与基础。他以为“采器物”不是不重要，只是不要以“采器物”为满足。而这就超越了洋务派的立场，在儒、西关系的处理格式方面，构建出一种“高级中体西用论”。这可算是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一项贡献。
1702082416
1702082417
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二项贡献，是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在提出“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未之序”四大建议之后，总论“西学”之本末云：“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46〕此处是明言“西体”与“西用”：“西体”在“朝廷政教”等，属于“制度”层面；“西用”在商贾、造船、制器等，属于“器物”层面。中国有自己之“中体中用”，西洋亦有自己之“西体西用”，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首次明确肯定“中西各具本末体用”。从而也就间接否定了“西洋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之说。
1702082418
1702082419
《条议海防事宜》又说：“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47〕此处是讲“学校制度”与“教育制度”，依然还是以“制度”论“西体”，还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
1702082420
1702082421
《条议海防事宜》又以“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责洋务派之不实：“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造船、制器，沿海诸省当任其功，各海口机器局亦当渐穷其巧，而求所以自强之术，固有自其本末条理，非数言所能尽。”〔48〕只求西洋之末，而不问西洋之本，以求末为满足，此正洋务派之根本弱点。
1702082422
1702082423
总之，郭氏论“西学”，是以“制度”为重点，以为“制度”就是“西体”；其论“中学”，既讲“制度”，又讲“文化根本”，以为“制度”是“中体”，“文化根本”亦是“中体”。就“器物”、“制度”层面而言，他已放弃“华夏优越论”，承认中不如西；就“文化根本”层面而言，他并未放弃“华夏优越论”，反是肯定西不如中。
1702082424
1702082425
如此则郭氏对于“中体西用模式”的“突破”，就具有多重的意义：就其只论及“制度”为“西体”而言，他的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可称为“中体中用加西体西用”；若以“文化根本”为“西体”，则其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又可称为“中体中用加西用”；若不论中学西学，吾人只承认“文化根本”为“体”，“制度”、“器物”为用，则其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就只能是“中体中用加西用”。
1702082426
1702082427
总之，郭氏在洋务派的“器物西化”之上，重点强调“制度西化”，就其对“西体”的理解而言，是一种“西体西用”格式。然就著者对“西体”的理解而言，他依然只讲到“西用”，“制度西化”依然只是“西用之采纳”，依然是一种“西用”格式。若再加上“中体”，就是“中体西用”，就是比洋务派高出一个层次的“高级中体西用”。
1702082428
1702082429
郭氏明确提出“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是在光绪元年（1875），而严复提出类似主张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故可谓郭氏此点是一项贡献。严氏《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于光绪二十八年《外交报》第九、十期，其论“中西体用”云：“夫中国之开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皆成理。……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49〕
1702082430
1702082431
牛有“牛体牛用”，马有“马体马用”，中学有“中体中用”，西学有“西体西用”，这就是所谓“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论”。其思维格式与郭氏完全相同，然却晚出，虽其论证较郭氏更为系统完整，但不能谓郭氏无贡献。
1702082432
1702082433
总之，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至少有两项贡献：一是以“制度”为“西体”，主张中国应“制度西化”；二是主张“中西各具本末体用”，证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而非仅限于末之理。此两项均突破了洋务派的思维，均突破了“中体西用模式”。故就其自身立场视之，其格式是“中体中用加西体西用”；就吾人之立场视之，其格式则为“中体中用加西用”，或简称曰“高级中体西用”。
1702082434
1702082435
第五节 对王船山及其思想之推崇
1702082436
1702082437
前谓郭氏固守儒学与中学，并未放弃中学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已列示证据如上。兹以其“船山观”为一视角，更证此说之不诬。
1702082438
1702082439
《彭笙陔〈明史论略〉序》赞船山云：“独船山王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事与人，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嵩焘尝欲综论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后，而未敢遽也。”〔50〕此处推崇王船山之“史学思想”。
1702082440
1702082441
《重修〈南岳志〉序》赞船山云：“当顺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辑《莲峰志》，为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则，其文雅驯。凡历二百二十年，威毅伯曾公刊行王氏遗书，其书始显。又二十年，次青衡山志成，尽揽七十二峰之胜，而其体例犹受成船山。”〔51〕此处推崇王船山之“文章”。
1702082442
1702082443
《船山祠碑记》赞船山云：“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学，程子、朱子继起修明之，……然六七百年来，老师大儒，缵承弗统，终无有卓然能继五子之业者。……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52〕此处推崇王船山之“道学”。
1702082444
1702082445
又云：“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忾于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若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53〕此处推崇王船山之“义理”与“训诂”。
1702082446
1702082447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赞船山云：“而其斟酌道要，讨论典礼，兼有汉、宋诸儒之长。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54〕此处推崇王船山学理之“精详”，以为其超过朱子。
1702082448
1702082449
《船山祠祭文》赞船山云：“惟先生根柢六经，渊源五子。养气希踪于孟氏，《正蒙》极诣于横渠。于《易》、《礼》尤极精求，视陈、项更标新旨。允宜追配七十子，位两庑程、邵之班。”〔55〕此处推崇王船山传承孟子与张载。
1702082450
1702082451
《船山祠祭文》赞船山“衍关闽濂洛之宗风，发《易》、《礼》、《诗》、《书》之秘钥”〔56〕。《船山先生像赞》赞船山“约礼明性，达变持危，阐扬正学，是曰先知，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57〕。
[
上一页 ]
[ :1.7020824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