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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郭嵩焘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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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置郭氏于“近代”第一期，造成郭氏之“身心分裂”，前文已论其不妥，兹不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个“五种意见”说，可略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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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以为“近代各时期”对于“夷之长技”有深浅不同之认识，依次为“师其武器”（早期实业时期）、“师其宗教”（太平天国时期）、“师其经济”（洋务派）、“师其政治”（戊戌变法）、“师其文化”（五四运动时期）。〔108〕以此而观郭嵩焘，则应置其于“师其政治”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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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冯氏又谓：“魏源所认识的‘夷之长技’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照上边所说的，他也注意到美国的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但只是附带提起，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出来。这也是当时先进人物所共同有的局限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只能使这些人们觉醒到这一步，要进一步地觉醒还需要第二打击，那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109〕在第二次的打击到来之前，郭氏已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已“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故其“先知先觉”之自许，并非全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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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日记云：“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110〕“有所不敢辞”就是以“先知先觉”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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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著者以为宜将郭氏及其思想定位为：中国“制度西化”之“先知先觉者”与中国“文化根本”、“观念大义”之坚定守望者。以“体用”思维言之，就是“中体中用加西用”；若以“制度”为西体，则又为“中体中用加西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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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之儒学，因而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儒学史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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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嵩焘：光绪三年《请饬总署会商驻京公使严订神甫资格以免发生教案片》，《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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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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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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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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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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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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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嵩焘诗文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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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郭汉民：《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思想超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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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田永秀、鲜于浩：《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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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行之：《郭嵩焘的“洋务”见解》，《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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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薇：《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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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冯吉红：《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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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郭嵩焘诗文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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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郭嵩焘诗文集》，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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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郭嵩焘诗文集》，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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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郭嵩焘诗文集》，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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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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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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