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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周行之先生曾撰《郭嵩焘的“洋务”见解》一文，为郭氏以上反对“用兵”、“和非为辱，战非为高”等言论辩解，谓：“一再败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后，清廷朝野上下，昧于形势而又有心雪耻，于是主战者形成一股强大势力。郭氏深知，洋人原以相互‘通商’为目的，因遭清廷拒绝，加以官吏及民间之阻难，终至引起战争。因而郭氏力主一面图谋自强，一面以谈和为因应之方，在力不如人之时，惟有以‘理’抗‘力’。不幸其言未被清廷采纳，终有‘甲午’及‘八国联军’之惨败。”〔91〕并认为郭氏所谓“洋务”，即是现今之“国际关系”或“外交”，“战、守、和”之“和”中的“定岁币之等差”，即是现今之“外援”，所倡之“势”与“理”，亦是“国际交往中的两项要点”。〔92〕现今“政治解决”既已成为联合国处理国际冲突之主导原则，既已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之主导原则，则谓郭氏为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倡导“政治解决”之先驱，亦不为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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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华复兴“三百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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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三日之日记中，郭氏提出中华复兴“三百年说”，谓：“故尝论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谓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四千年流极败坏之久，愚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若如圣祖以至乾隆之季一百三十余年间，重之以精求学校之实，鼓舞人才，以使之务实求精，其庶几可望也。俯仰今昔，慨然伤怀，能知此义者谁哉？”〔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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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西化”，三五十年可有成效；“制度西化”，必垂三百年方有“振兴之望”；郭氏未主张“观念西化”。此即郭氏有关中华复兴“三百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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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红霞分析此“三百年说”云：“可以说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并认为需要加以改造的人。”〔94〕此有“过誉”之嫌，因为郭氏并未主张“观念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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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波视此“三百年说”为“渐强”思想，并认为“渐强”思想的形成“是郭嵩焘考察和探索西方文化的归宿，标志着他的中西文化观不再是单纯的比较和选择，而已转化为一种政治理想，即利用西方文化实现富强的愿望”。〔95〕从“政治理想”的高度看郭氏反对急功近利的“三百年说”，确为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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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强”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郭氏看重南宋以前中国的“控御夷狄之道”，批评“南宋以后”的“主战”言论，基调是“改良”而非“革命”；自觉地不惜尽毁声誉地与清廷朝野上下的主战派背道而驰，讲求的也是“改良”而非“革命”。光绪元年的《条议海防事宜》也是以此为基调：“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96〕总之倡“渐进”而反“激进”，乃是郭氏一贯的思路，也是“三百年说”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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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提出“三百年说”，是在光绪六年（1880），三百年后应是西元2180年。第一个一百年（1880—1980）中国底定政局，开始“器物西化”；第二个一百年（1980—2080）中国完成“器物西化”，开始“制度西化”；第三个一百年（2080—2180）中国完成“制度西化”，开始“文化复兴”。固守中华文明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是很关键的，反对“观念西化”是很关键的，因为假如这一道防线守不住，三百年的努力就会变成一种“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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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文化”，守住了“文化”，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守不住“文化”，则中华民族自此而绝，而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同其命运，而变成“古中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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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而观郭氏之“三百年说”，确为当时之“高见”，于今仍是“高见”。予中华复兴以“三百年”之期，不长也不短，可谓恰到好处。中国太大了，“文化”太厚了，三百年脱胎换骨不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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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有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有信心，要有郭嵩焘这样的坚守与高瞻远瞩。不能学第三期的“全盘西化者”，竞相以否定自己的“文化”与“文明”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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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人不能在第二个一百年找回对于自己“文化”与“文明”之信心，第三个一百年的“文化复兴”就会是一句空话。假如这种状况成真，则中国三百年的“西化”努力就是一场噩梦，世界上唯一不曾中绝的文明，就会如镜花水月，变成“遗址”与“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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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中式”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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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致笙陔叔》论自我云：“居官居乡，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顾人喜怨。非敢为崛强也，性自定尔。往在军中数年，未尝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动曰所获盈万，吾弗辨也。每岁资助亲友较多于存与，不以人议吾之富，遂怀顾忌也。”〔97〕此为典型的“中式贫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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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沈幼丹制军》中论自我云：“病体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内度之身，自计己审。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之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98〕此为典型的“中式毁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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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宫保五十寿序》论自我云：“嵩焘以为国家之所以待功臣，与功臣所以自待，当各尽其宜。……士之求自遂其志，诚有不得已耳。为天下者，宁使士之志不尽得所安，而要使其才皆足以自达。苟才足以自达，而志亦毕矣。士毕其志，而国家之治亦隆矣。”〔99〕此为典型的“中式才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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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松先生八十寿序》论云：“尝论人生才志之所极，各视其量以为程。其量恢恢乎有容，斯所及者远，而所涵蓄为尤大，虽极崇高富贵，其心终若不自慊而常欿然。视所受于天者未有能尽也，是故忧虞之意多，而欢欣愉快之时少。至终其身困穷抑厄，或积一生之勤苦，博一官，效一职，以自慰其读书求志之心，而泰然有以自得，于人世无所动其歆羡。二者之于天下，未数数然也。夫居大受之地，而匔然以惧，与小有所就而敛然以自抑，是皆内有以自求于心，而无累于物。道之隆杀固殊焉，而为量一也。”〔100〕此为典型的“中式忧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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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菉潭七十寿序》论云：“士大夫居官而无益于国，居乡而无益于邻里，是与林之鹤、渊之鱼、深山之木石无异，虽寿千百，亦奚以为？生而有益于人，虽一乡一邑，所施不远，而乡邑之人望其寿考期颐，以长享其利济，其爱而祝之也，乃不容已。”〔101〕此为典型的“中式邻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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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记论云：“吾亦窃笑诸人目光不能盛寸。天下事是非利害，久而后定。今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利害亦时颠倒交错其中。至于久，利者必是，害者必非。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人须放开眼孔，念及数十百年以后，此心方有把捉。”〔102〕此为典型的“中式利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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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云：“须是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内真人品。古人闲适处，今人却忙过了一生。古人实受处，今人又虚度了一世。谈纷华而厌，或见纷华而喜。语淡泊而欣，或处淡泊而厌。须扫除浓淡之见，欣厌之情，才可以忘纷华而甘淡泊也。”〔103〕此为典型的“中式浓淡欣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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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云：“天下未尝无人，待朝廷大气转移之。大气谓何？诚而已矣！有壁立千仞之象，令人不敢干以私，方见力量。……恶人在位弗去，不祥；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恶于众，是谓拂天地之性，而亏本明之心，不祥莫大焉。”〔104〕此为典型的“中式朝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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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云：“知天下之险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核残忍，皆道之所能格。是以憯肌肤、戮妻子而不动，受垢污、被攘夺而不怼。不足于物，有余于己；不足于身，有余于心。君子出身以任家国之事，所守者道也，所重者耻也，所惜者名也，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宠不惊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贞也。乐则行，而忧则危者，大人之时也。”〔105〕此为典型的“中式君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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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记云：“张子言：人苟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益。有限之心，只可求有限之事。欲致博大之事，必以博大之心求之，所谓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也。”〔106〕此为典型的“中式大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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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日记云：“天地之气，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徇物。……学问须严密，体会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君子不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矣，则运天下、济万物必有余裕。”〔107〕此又为典型的“中式君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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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嵩焘之人生观，乃完全是“中式”的，他不可能走上“西洋文明优越论”或“中华文明二流论”之路。他讲中华文明为“二流”或“半文明”（half-civilized，他译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是转述“欧洲诸国”的观点，且仅限于“器物”与“制度”的层面。至于“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他是始终坚守的，在这一点上，他跟曾国藩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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