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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包荇洲明经》表现出同样的担忧：“所可惧者，中国三千年以来所有典章法度，至此几将播荡澌灭。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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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随笔》记载王韬“吾道其西”之努力：“其中肄业生之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诸问者俱为首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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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游记》再次重申中华“道统”之永恒性：“席间论中西诸法，余曰：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道也者，人道也，不外乎人情者也。苟外乎人情，断不能行之久远。故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有盛必有衰。而儒教之所谓人道者，当与天地同尽。”〔50〕儒教为可久可大之教，佛、道诸教则无以“行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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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曾撰有《弢园经学辑存六种》，包括六十卷之《春秋左氏传集释》、三卷之《春秋朔闰至日考》、一卷之《春秋日食辨正》、一卷之《春秋朔至表》、二十四卷之《皇清经解校勘记》、八卷之《国朝经籍志》。此六书均王韬旅居苏格兰北境小村落时所作。《弢园经学辑存序》云：“余闻君言，为戄然者久之，震旦孔孟之道，昭垂天壤，泰西自通中土三百余年，未有译四子五经宣示其国中者，今有之，自君始，吾道其西矣乎！”又谓：“中西之学，自此可以互相传述，岂如向者之有所扞格哉！”（吴宝恕撰，光绪十三年）可知王韬用力于经学，亦是其维系中华“道统”之一种努力，因为“经学”很大程度上乃是“发明道统”之学，而非仅为“训诂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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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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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九卷本《格致书院课艺》（另见《格致课艺汇编》十三册，应为该书之异本），可知王韬监掌上海格致书院时，其学生已提出过多种处理儒、西关系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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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赵元益说：“学无常师，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格致之根源，西人亦当加意考求，而后不违于名教；西人以水火光声化算电热为格致之纲领，中人亦当潜心研究，而后可至于富强。兼听并观，周咨博访，勿傲己长，勿责人短，彼此相资，各得其益。庶几异者日少，同者日多，由格致而渐臻于平治，无难也。”〔51〕这是一个“兼听并观”、“中西相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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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彭瑞熙说：“格致二字本出中国之书，译者从意义相近取而文之耳。考西人器数之学本名东来法，则原本盖可知矣。世有讲求格致者，以道为经，以艺为纬，则中西一贯，亦何异之有哉！”〔52〕这是一个“中经西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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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钟天纬说：“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53〕这是一个“中上西下”或“中道西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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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本人提出的方案，给人印象最为深刻者，是所谓“儒门增科”，这是曾国藩等人已经提到过的一种儒、西关系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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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自强》一文中，王韬论及“取土”制度之改革，认为可以“乡举里选”和“考试”两途并进：乡举里选者，可分孝弟贤良、孝廉方正、德著行修、茂才异等四科，不必考试；考试者，可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辨论时事、直言极谏十科，取之为士，试之以官。此外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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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武科不谈，在原有的科举框架之下，王韬已将西学增为考试科目，这就是所谓“儒门增科”。这个方案兼顾了推荐与考试两种方式、中学与西学两种学问，不失为一种走向“野无遗贤，朝无倖位”〔55〕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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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谭》中之《取土》一篇，亦论及“儒门增科”，王韬称为“增制科，开荐举，而间行以科目”。具体的增科方案是分为经籍史义、诗赋策论、经济时务、舆地天文、格致历算、兵刑钱谷六科，兼顾中学与西学。方式亦分推荐与考试两种：考试者，在兵法、吏治、水利、边防、艺术、地理等任一方面有一材一能者，均可兼收并蓄，“期有以佐为政之实用”；推荐者，则责成督抚、藩臬、道府、州县进行，由下以达上，“以民间推选之多寡，定其人品行之邪正，声望之贤否，众人好恶之所归”〔56〕。在这里，官员的选拔有两途，一是票选，二是考试。票选之弊可由考试纠正之，考试之弊可由票选纠正之。“如是而人才不生，风俗不厚者，未之有也”〔57〕。如此之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于今仍有极强之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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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则提到“八科”之说：“今请分八科以取士，拔其尤者以荐诸上：一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二曰考证经史，以觇其学；三曰试诗赋，以觇其才；四曰询刑名钱谷，以观其长于吏治；五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兵；六曰考历算格致，以观其通；七曰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泰西各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字，以观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效可见。”〔58〕八科中就有新增的“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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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详尽的“儒门增科”方案，出现在《救时刍议》中。该文所提应对七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策”之第一策就是“改科举”（余为禁鸦片、务海战、理财用）。“改科举”不是“废科举”，只是在原有的选官框架下，增加西学之科目，王韬称为“以西学增入政科”。〔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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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案为：合“五经”、“四书”为“六经”，“而增入西学以试士”。“西学”之内容含西国之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地理学、电学、兵学、动植学、公法学等。其中以几何学为首。仍保留“中学”之内容，以《易经》为首，其次为《书》，其次为《诗》，其次为《春秋》，其次为“四书”，最后为《礼》；“四书”为一经，《春秋》合三传为一经，《礼》合《周礼》、《仪礼》为一经。中学、西学一人全通者，为全才；次之则以一人通中学两经、通西学两学为限；通两经者必通《易经》，其他任选，通西学者必通几何学，其他任选；通两经者，必知四经大义，否则不取，通两学者，必知余学大义，否则不取；考六经时题必全节，不用搭截，考西学时增加面试，采西国考试法损益之；初改时若考西学者不满额，可留待将来。武举保留，但在弓马刀石外，得增枪炮击刺，且试者必明六经大义与中西兵法，否则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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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或有通六经而不能通西之一学者，全通西学而不能通一经者，通六经而不能为文八股者，全通西学而笔不能文者，武力绝世而不娴弓马者，等等，则属于王韬所谓的“奇杰之士”，也就是“偏才”或“特殊人才”。对他们，王韬主张“皆于正科之外，别行保举以擢用，终不使天下有弃才也”。〔60〕此外还有“女教”，西国极重视，立有女书院，王韬以为“中国宜仿其意，以收内助”。具体办法是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有才华者，“贱得为贵妻，妇得为夫师”。“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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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以为这个“儒门增科”的选官方案，终必达到“天下其宗中国”之宏伟目标：“总之，人才者天所生，科举者人才所出。科举不善，则才多抑郁，天无如何。夫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缋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改科举而增入西学，擅两家之长，挹全地之精。（按：此处中学、西学之关系并非本末、道器之关系，值得吾人特别关注。）中国地方万里，才智之士数十万。五六十年而后，西学既精，天下其宗中国乎！”〔62〕只有“中学”，已无法实现“天下其宗中国”之目标；只有“西学”，更无法实现“天下其宗中国”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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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韬已明确意识到这个过程的艰难：“然此非一时所能断而行之，其必由之以渐乎！不然者，西学即开别科，缙绅家父兄子弟，每误为外洋之奇技淫巧，与圣人六经之旨异而不敢尝。而敢尝者，又多读书不就无赖之人，其弊或至以西学诋六经，而即为学六经者之所笑。其能望天下真才之迭出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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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头一个担心是“以六经诋西学”，第二个担心才是“以西学诋六经”。此后历史的发展证明，第一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真正出现的只有第二个担心。中国学者头脑西化之快，远远超出王韬之想象，“以六经诋西学”者寡矣，以“西学诋六经”者则如过江之鲫，浩浩荡荡。故王韬之后的中国亦尽见“读书不就无赖之人”。如此则必然愈来愈远离“天下其宗中国”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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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西化”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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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物”、“制度”与“文化根本”三层次中，王韬主张“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但却反对“文化根本西化”或“观念大义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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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西化”如购炮买舰之类，被王韬视为最低层次的西化，认为“器物西化”是末，“制度西化”才是本。故其提出拯救中国的诸多方案，均以强调“制度西化”为主。其《洋务》一文论“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之关系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彼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64〕“器物西化”必与“制度西化”并而行之，才能收纲举目张之效；不讲“制度西化”，只是“徒袭其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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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一文认为有四样东西“皆宜亟变者也”，一曰取土之法宜变也，二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三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四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65〕此四方面基本是讲“制度西化”。《治中》一文论“水师宜立专局训习技能”，“陆营宜改营制汰军额简丁壮厚饷糈”，“战船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66〕四个方面的“当变者”，似兼及“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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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一篇则涉及“政治制度西化”之问题。文章认为泰西以三种政制立国，一曰君主制，二曰民主制，三曰君民共主制。行君主制者，有俄、墺、普、土诸国；行民主制者，如法、瑞、美诸国；行君民共主制者，有英、意、西、葡、嗹诸国。君主制的特点是“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民主制的特点是“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君民共主制的特点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67〕比较三种政制，王韬以为“君民共主制”较适合于中国：“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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