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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以为英国所采“君民共主制”，是泰西诸国最好的，“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69〕。至于中国“三代以上”，推行的也是“君民共主制”，行“君主制”乃自秦而始：“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70〕政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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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民情》一篇，亦论及“政治制度西化”：“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72〕实现“君民共主”，被抬到最基础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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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鸦片》一文赞英国政制说：“英国于国家大事，多民为主而非君为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73〕《纪英国政治》一文赞英国政制说：“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74〕《上当路论时务书》赞英国政制说：“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75〕英国式的“君民共主制”，似是王韬心中最为理想的“制度西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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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弊》一文论及“所当因革者”六条，基本属于“制度西化”范畴：清仕途，裁冗员，安置旗民，废河工，捐妄费，撤厘金。〔76〕《拟上当事书》则描绘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化方案：一曰练兵，二曰造船，三曰制器，四曰选士，五曰储材，六曰重艺术，七曰开垦各矿、广采五金，八曰筑路，九曰理财，十曰慎遣使臣，十一曰厚待外人，十二曰固守邦交。“以上十有二条，皆善后事宜，所当亟行者也。而富国强兵，睦邻备远，亦不外乎是矣。”〔77〕这个近代化方案既涉及“器物西化”，亦涉及“制度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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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制度西化”而言，“器物西化”是末，“制度西化”是本；相对于“观念西化”而言，“制度西化”是末，“观念西化”是本。王韬已上升到“制度西化”之层面，尤其是倡导“政治制度西化”，他是不是同时亦倡导“观念西化”或“文化根本西化”呢？答曰：否！王韬讲“西化”止于“制度”，他对于“文化根本”有坚定不移之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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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捍卫着中国人的“夫妇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礼义之所措。……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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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强弱论》捍卫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间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由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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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辨》捍卫着中国人的“华夷观”：“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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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捍卫着中国人的“圣教观”。所提五条建议——广贸易以重货财、开煤矿以足税赋、设保险以广招徕、改招工以杜弊病、杜异端以卫正学——之最后一条，就是专门捍卫中国人之“圣教观”的：“天下之变，愈出而愈奇，杨、墨、庄、老自内而勃兴者也，佛、回、景、祅自外而流入者也。子舆氏距杨墨，昌黎氏辟佛，何则？以其害于孔子之道也。至回、景、祅诸教之进中国，无一人斥其非者，以其道不足与辨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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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耶稣教假洋人天算舆图格致之学而东来，“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原因就是它们正毁坏中国人的“圣教观”：“杨墨之徒不敢与孔子为敌，而孟子犹且距之。佛生西土，其道虽悖孔子，而不敢毁孔子。今天主、耶稣二教，居然以孔子为不足法，圣教为不足遵，昌言于众中而莫敢谁何，此真生民以来所未有也。顾出自西人之口，犹可言也。甚有儒冠而兽行者，一为衣食所驱，遂至随声吠影，恬然不知耻，悍然罔所顾，此不独名教之罪人，实民心之蟊贼，为王法所必诛。……中国之人，每好异而喜新，一若教中之理，事事皆可从，而惟弃绝祖宗，停斥祭祀，为子孙之心所不忍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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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捍卫着中国人的“处世观”：“我中国先文教而后武功，重德性而轻诈力，不以近功易远略，耻机心而贱机事。视之若甚拙且钝焉，采之若可狎而侮焉，而久之为其所化而不知，或阴中其病而罔觉。是实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诸国，其兴勃然，而亡亦忽焉。不见罗马盛于汉，荷兰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盛于明，而今皆衰矣。就在中国而观，商之鬼方，周之玁狁，汉之匈奴，晋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其种类或存或亡。而所谓中国者，数千年以来如故也。政事法令未尝改易，土地人民未尝损失。且唐时回人之散居天下，至今何如？宋时犹太人之入处河南，至今何如？奈何欲以暂来之西人，易数千年之中国！用夏变夷则有之矣，未闻变于夷者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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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观念体系”，实为退却之最后防线，不守则“亡天下”矣；中华文明之“文化根本”，实为退却之最后防线，不守则“亡天下”矣。王韬守之，此即其“观念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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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民族文化自信”之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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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观念西化”与坚守“民族文化自信”，实乃一体之两面：不有“民族文化自信”，则不会反对“观念西化”；不反对“观念西化”，则无以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王韬之反对“观念西化”，正基于其对于“民族文化”持有坚定不移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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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一篇称赞中华之“物质文明”以及中国学习西法之能力：“铜龙沙漏，璿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84〕“器物文明”之仿效是最为简单的，故王韬开出“不及百年”之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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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才》一篇称赞中国人才辈出：“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其人者出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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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在用其所长》一篇称赞中国地大物博：“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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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半属欧人》亦谓：“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英华之所蕴，则莫若中国。……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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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都民数》一文称赞中国人口众多：“四大洲中，林林总总，当不知其凡几，而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国而计之，版图户口亦以中国为巨擘。俄罗斯方七十二兆里，户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户口二百零九兆；合众国方三十兆里，户口三十二兆；中国方五十兆里，户口四百兆。是则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顾有众尤贵能善用其众，则富强之术，保卫之方，可不亟讲也哉！”〔88〕“人口众多”未必尽是“负担”，“能善用其众”就不是“负担”。西洋近代文明驱人口而递减，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之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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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亲俄》则称赞中国之国际地位，认为中国乃“天下之关键”：“至今日而中国之安危强弱在善处英俄之间，而英俄安危强弱之所系，亦在乎中国。盖中国者，天下之关键也。以地势观之，关欧洲之全局则在土耳机，系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英人之意，既欲强中以御俄，俄人之意，独不能使我中国亲俄以制英耶！此犹之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结中国以自重，而中国亦宜联络于二者以恒享其安。”〔89〕不管天下如何重建，中国终将“系地球之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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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重日轻华》称赞中国之“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地球四大洲，亚细亚幅员为最广，风气之开亦独先。中国圣圣相承，皆以达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礼作乐，肇启文明，故三千年前，已为声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于遐迩。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日本虽在东瀛，与我中国一海遥隔，而文字攸同，风俗无异，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汉唐。”〔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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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将混为一》亦谓：“中国自三代以还，其间不无陵替之端，其治不无舛谬之迹，然未及百余年必有圣君贤相出而整顿之，以挽回气运而旋转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备之精，机变之巧，如泰西各国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而已。”〔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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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有常尊》则称赞中国完全具备“仆而后起”、“睡而后醒”之能力：“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元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92〕历史证明，“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完全不是长治久安之道，故该文又说：“然则恃强以凌弱，虽事有不同，时有久暂，而其卒底于灭亡者，固亘古如一辙也。何也？尊卑之分不明，逆理犯顺，生人之道灭矣。……本之先拔，未有能久而不蹶者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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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之中国常是弱而不亡、衰而有终，以此知中国终将有复兴之一日：“故知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国未常（尝）无衰，然衰要有终极。盖彝伦所系，统纪所存，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无着，下顺舆情，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陂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今之事，当不河汉乎斯言！”〔94〕中国强时，有一个可尊贵的地位；有时而弱，亦能保持其可尊贵的地位而不坠。这就叫“中国有常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中国从不“恃强以凌弱”，原因就在中国从不“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这就叫做“中国自有常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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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纪代序》亦谓：“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95〕时机成熟，中国想不富强都难。《火器略说后跋》又谓：“以中国人民之众，甲兵之广，财用之裕，物力之富，更益之以强兵讲武，奋发有为，虽雄长于天下不难，而何虑乎欧洲！”〔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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