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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59 康氏在此处强调的读书次第是:“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辞章,第七涉猎。”〔21〕又谓:“为学之始,先以一二月求通孔子大义为主。五经、四书固所自熟,将《公羊》、《繁露》、《白虎通》、《孟子》、《荀子》、《大戴记》、《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及三史、《儒林传》、汉人经说,讲求而贯通之。是月也,但兼看《小学》及《宋元学案》,以为清心寡欲之助。诸书既通,则可分类并致,周、秦、西汉之子说可毕,三史亦通,《说文》、地图亦有所入,考订、议论、目录之书粗涉,词章亦以暇讽诵,外国要书及天文、地理亦讲贯毕。及半年以后,浩然沛然,旁薄有得,各经说,各史学,群书百家,皆可探讨,期年而小成,有基可立矣。”〔22〕排到最先位置的是“孔子大义”,排到最末位置的是“外国要书及天文、地理”,可知康氏“先中后西”、“中主西兼”之立场,是很坚定的。当然,这也是“先儒后西”、“儒主西兼”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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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61 第二节 第二期:“以西化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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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63 一、戊戌变法期间:“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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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65 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号为“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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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67 5月2日,康有为撰《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对于“本国文化”之信心开始动摇,“民族文化自信”渐失。开始转向用“以西化儒”之格式处理儒、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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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69 该书云:“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先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23〕“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这是康氏对于中学与西学、儒学与西学之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是影响后世中国学人踏上“全盘西化”之路的一个关键判定。泰西之富强既源于其“学理”,则中国富强之路就只有一条:弃中学以就西学。这是与“援西入中”完全不同的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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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71 《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分析“泰西所以富强之由”,不再只讲“穷理劝学”一项,而是并讲三项:一项是“千年来诸国并立也”,一项是“立科以励智学也”,一项是“设议院以通下情也”。自第一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24〕自第二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制肘之法,不能尽其才。”〔25〕自第三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道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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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73 一方面是批评“本国文化”,目的在“以西化中”;另一方面是赞美“西洋文化”,目的也是“以西化中”。总之在康有为思想的第二期,“以西化中”是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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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75 1896年至1897年间,康氏讲学于万木草堂,门人张伯桢辑为《南海师承记》,书中依然持“以西化中”之立场:“夫天下极深之理,一绘以显浅之图,则妇孺能明,庸愚索解。泰西教童子,自五岁至八岁,即以器学示之,如抛地球之类。自八岁至十二岁,即以印图示之。自十二岁至十六岁,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仍习其业,朝夕讲求,凡一切物体皆能绘以图,或悬诸壁,或置之案,昭然森列,举目周知。昔美国芝加高大会之役,尽将罗马宫室、日耳曼宫室、巴比伦宫室、埃及宫室、红皮土番宫室、苗瑶洞之宫室,种种色色,光怪陆离,足括天下之奇观矣。故图表之学,泰西最盛。卑斯麦破法国,每兵一地图置于身。昔年刘永福征倭,全军十四万人,只有南海梁某绘得一图,比之卑斯麦之兵相去甚远。故曩者割巴面尔与俄国,举朝君臣大夫士庶皆愕震骇,未知何地。图学之不讲求,流弊如此。泰西强而中国弱,固其宜也。”〔27〕此处指出“图表之学”或“图学”方面的“中不如西”,目的也是在“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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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77 1898年春撰《日本书目志》,立场还是一样的:“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哀哉!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中国尚守旧故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使格,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28〕“终必亡”一语,乃是对“本国文化”提出的最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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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79 又云:“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厉之,其堂室门户,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29〕又云:“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30〕又云:“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31〕“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是待百年而后可”、“必待之百年而后可”等语,乃是对于“西洋文化”的最高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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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81 一方面是对“本国文化”的最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是对“西洋文化”的最高褒奖,其“以西化中”之立场,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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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83 《日本书目志》又以为“西洋史学”优于“中国史学”,欲在史学方面实现“以西化中”:“昔者大地未通,号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谈瀛海者,悉当以履门庭数米监视之。援古证今,会文切理,一开口即当合万国论之,否则虽以钱、王之学,亦村学究而已。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揽要》、《纲记》诸书,备哉粲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肓,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支那诸史皆吾事,谓吾支那者,佛语也,若其教育、问答、试验诸书,以发童蒙,犹有裨焉。”〔32〕“粲烂”、“可考”、“药石”、“有裨”云云,均为“以西化中”之前提;“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等语,更是“以西化中”之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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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85 《日本书目志》甚至主张“以日为师”:“日本以武门柄政,旧无国史,至德川氏始崇文学,而物茂卿、新井君美、赖襄之流乃出,始著史事,正史体裁犹未备,本无可采焉。惟自维新以来,大变政俗,以成富强。夫更化之初,变守旧之人心;推行之始,去积久之宿弊。新旧相接,其龃龉极多;甲乙相牵,其因连极远。先后缓急,其施用易误;宽猛互病,其操纵多方。有一失宜,哗阻即见。吾中国言变法数十年,而每变一法,弊端百出,反为守旧有藉口为攻击之地,而国未尝少收其效。夫道必有径,事必有门,层累艰阻,入焉而后知曲折,税银历过而乃出。日本与吾同在东方,同文同俗,同政同教,吾藉日本为经途,为探路,而后安步从之,蚁封九曲,从容驾驶,尽弃阻坂而驱坦途。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而且智,而又先得乡导之宜,其速治而立效,虽数倍于日本可也。”〔33〕“安步从之”云云,就是“以日为师”,或曰“以日化中”。至于“日本之路”是否可以,康氏此处并未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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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87 《日本书目志》列举西洋“议院书”四十种后又云:“《尧典》曰: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盘庚》:登进厥民,命众悉至于庭。《洪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左右皆曰贤,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黄帝曰‘合宫’,尧曰‘总章’,三代曰‘明堂’。中国古固有议院哉!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政未有善于议院者也。泰西之强基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强矣。”〔34〕“中国古固有议院”之说,是以西洋议院制度强行“生解”中国古代政制,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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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89 《日本书目志》又欲在“教育”方面实现“以西化中”:“泰西之强,吾中人皆谓其船械之精、军兵之炼也,不知其学校教育之详也。故五十年来,吾中国亦讲军兵炮械,费帑万万,而益以藉寇兵而赍敌粮耳。此中西强弱之大键,不可不明辨也。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尽译泰西教育之书、学校之章程。倍根氏之《教育学》,为泰西新变第一书,鲁氏、如氏、麟氏条理尤详矣。若《教育学新论》、《原论》、《普通学》诸书,备哉粲烂,无微不入矣。吾中国以先圣之教为文化大国,然士人知国而不知教,故重人主之富贵,而轻圣人之道义。……故危亡中国者,教为之也,非先圣之教也。……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于此而国不危也,可得乎?试考各国教法之精粗疏密,可以知国之强弱盛衰矣。若夫其农工商业有专学,单级高等有别科,师范教育有细目,学校管理有法,教室教具有法。其他《澳独佛瑞学校概论》、《日本德国合级小学校》、《公私学校比较论》、《学校通纪》,皆兼备各国,精微详尽,皆可参观而思兼之,亦得失之林矣。观国者必本于是焉。”〔35〕又云:“能举一国之男女童而悉教之有法,则有四万万之才,何可当也!若举一国之男女童而不教之,或教之非其法,则举四万万之人而沉瘗之也。……令四万万之童幼不收其用而增其愚,此皆由小学之法之失也。”〔36〕此处康氏欲以“西式教育”化解“中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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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91 1898年6月17日所撰《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备乾断以救艰危折》,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臣考察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也,有行政之官也,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今日岌岌救危,非有雷霆万钧之勇,不能振敝起衰;非设专一论思之官,不能改制立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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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93 1898年6月19日的《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亦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臣愚以为,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也。”〔38〕开制度局要涉及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矿、铁路、邮政、海军、民兵、民政等方面的变革,要涉及变科举、开学会、译西书、广游历以开民智等方面的问题,但更为根本的是政治上的变革:“今之言变法者,皆非变法也,变事而已。言兵制,言学校,言铁路矿务,无论如何,大率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本原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39〕“本原之法”是什么?就是政治,就是政治上的“以西化中”。只有这样的变才非“变事”,而为“变法”:“皇上已深知变法,而臣犹为此言者,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40〕“全变”之说,已多少具有“全盘西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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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95 1898年6月所撰《日本变政考》,再次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泰西以财富兵力横行地球,越数万里而灭人国,削人土。咸惊其兵舰之精奇,或骇其制造之新巧。吾中国甲午以前所论西人,大率如此。近自甲午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强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今吾中国百司,皆行法之官,无立法之官也。维新之际,由旧必蹶。而一切新政,交部议之,是以行法官为立法官,犹以手足而兼心思,虽竭蹶从事,而手足之愚,岂能思乎?惟有乱败而已。日人变法之始,即知此义,定三权之官,无互用之害,立参与议立法官,故其政日新月异,而愈能通变宜民,盖得泰西立政之本故也。”〔41〕“三权分立”既是泰西富强之本,中国欲致富强,于政体一端自不能不“以西化中”:“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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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97 《日本变政考》又云:“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矣。……日本变法所以能有成者,以其变官制也。而其最要者,尤在分议政、行政为二官。盖行政官者,犹人之有肢体也;议政官者,犹人之有心思也。有肢体而无心思,不能成人;有行政而无议政,不能成国。今中国自总署各部,皆行政之官,而有事辄下之使议,是以手足而代心思之任,必不能当矣。故今日最急之务,当仿日本成法,设集议院以备顾问,然后一切新政,皆有主脑矣。”〔43〕此又为政治上之“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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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399 1898年8月所撰《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再次论及“政治西化”问题:“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44〕此处明确将“政治西化”目标定位为“行三权鼎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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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401 1898年8月之《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立场相同:“窃惟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非其政治之善、军兵炮械之精也,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盖民合于一,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故也。”〔45〕又云:“若圣意既定,立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则所以考定立宪国会之法、三权鼎立之义,凡司法独立,责任政府之例,议院选举之法,各国通例具存,但命议官遍采而慎择之,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其谁与吾敌!而岂复四顾旁皇,瞻畏邻敌哉?”〔46〕“三权鼎立”被视为拯救中国之唯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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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403 二、出亡海外前期:“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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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405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遭幽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出亡海外,变法至此失败。史称“百日维新”(1898.6.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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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3407 出亡海外前期(1898—1903),康有为并未放弃其“以西化中”之立场。1898年12月撰《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驳斥海外所谓“变法过激论”。关于“变科举”,康氏的立场依然是:“是故以西人学校取士之法而论,则科举在所必废,而后始可以得真才。”关于“变官制”,康氏的立场依然是:“吾闻日人变政也,布置在二十年以前,而收效在二十年以后。官制者,又为政治之所从出,及今为之,尚恐其不及也。”关于“变学校”,康氏的立场依然是:“大学专门学,以四年为率,学二十年而才成,循序而升,维日维岁,盖育才若斯之难也。”〔47〕总之康氏的观点是“并非过激”:“中国与日本人有同种同文同教之乐,远师欧美,近法明治,其成功更自易易,故三年而法度立。积数千年自尊自大古老之国,不有疾风,不有迅雷,而欲百果草木皆甲拆也,难矣哉!且后此当行之事甚繁也,若犹是泄泄沓沓,则中国变政之日久矣,于此何取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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