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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在此处强调的读书次第是：“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辞章，第七涉猎。”〔21〕又谓：“为学之始，先以一二月求通孔子大义为主。五经、四书固所自熟，将《公羊》、《繁露》、《白虎通》、《孟子》、《荀子》、《大戴记》、《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及三史、《儒林传》、汉人经说，讲求而贯通之。是月也，但兼看《小学》及《宋元学案》，以为清心寡欲之助。诸书既通，则可分类并致，周、秦、西汉之子说可毕，三史亦通，《说文》、地图亦有所入，考订、议论、目录之书粗涉，词章亦以暇讽诵，外国要书及天文、地理亦讲贯毕。及半年以后，浩然沛然，旁薄有得，各经说，各史学，群书百家，皆可探讨，期年而小成，有基可立矣。”〔22〕排到最先位置的是“孔子大义”，排到最末位置的是“外国要书及天文、地理”，可知康氏“先中后西”、“中主西兼”之立场，是很坚定的。当然，这也是“先儒后西”、“儒主西兼”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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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期：“以西化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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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变法期间：“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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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号为“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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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康有为撰《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对于“本国文化”之信心开始动摇，“民族文化自信”渐失。开始转向用“以西化儒”之格式处理儒、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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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云：“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先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23〕“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这是康氏对于中学与西学、儒学与西学之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是影响后世中国学人踏上“全盘西化”之路的一个关键判定。泰西之富强既源于其“学理”，则中国富强之路就只有一条：弃中学以就西学。这是与“援西入中”完全不同的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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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分析“泰西所以富强之由”，不再只讲“穷理劝学”一项，而是并讲三项：一项是“千年来诸国并立也”，一项是“立科以励智学也”，一项是“设议院以通下情也”。自第一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24〕自第二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制肘之法，不能尽其才。”〔25〕自第三项而对“本国文化”提出批评云：“道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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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批评“本国文化”，目的在“以西化中”；另一方面是赞美“西洋文化”，目的也是“以西化中”。总之在康有为思想的第二期，“以西化中”是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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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至1897年间，康氏讲学于万木草堂，门人张伯桢辑为《南海师承记》，书中依然持“以西化中”之立场：“夫天下极深之理，一绘以显浅之图，则妇孺能明，庸愚索解。泰西教童子，自五岁至八岁，即以器学示之，如抛地球之类。自八岁至十二岁，即以印图示之。自十二岁至十六岁，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仍习其业，朝夕讲求，凡一切物体皆能绘以图，或悬诸壁，或置之案，昭然森列，举目周知。昔美国芝加高大会之役，尽将罗马宫室、日耳曼宫室、巴比伦宫室、埃及宫室、红皮土番宫室、苗瑶洞之宫室，种种色色，光怪陆离，足括天下之奇观矣。故图表之学，泰西最盛。卑斯麦破法国，每兵一地图置于身。昔年刘永福征倭，全军十四万人，只有南海梁某绘得一图，比之卑斯麦之兵相去甚远。故曩者割巴面尔与俄国，举朝君臣大夫士庶皆愕震骇，未知何地。图学之不讲求，流弊如此。泰西强而中国弱，固其宜也。”〔27〕此处指出“图表之学”或“图学”方面的“中不如西”，目的也是在“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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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春撰《日本书目志》，立场还是一样的：“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哀哉！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中国尚守旧故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使格，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28〕“终必亡”一语，乃是对“本国文化”提出的最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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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厉之，其堂室门户，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29〕又云：“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30〕又云：“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31〕“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是待百年而后可”、“必待之百年而后可”等语，乃是对于“西洋文化”的最高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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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对“本国文化”的最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是对“西洋文化”的最高褒奖，其“以西化中”之立场，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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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目志》又以为“西洋史学”优于“中国史学”，欲在史学方面实现“以西化中”：“昔者大地未通，号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谈瀛海者，悉当以履门庭数米监视之。援古证今，会文切理，一开口即当合万国论之，否则虽以钱、王之学，亦村学究而已。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揽要》、《纲记》诸书，备哉粲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肓，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支那诸史皆吾事，谓吾支那者，佛语也，若其教育、问答、试验诸书，以发童蒙，犹有裨焉。”〔32〕“粲烂”、“可考”、“药石”、“有裨”云云，均为“以西化中”之前提；“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等语，更是“以西化中”之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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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目志》甚至主张“以日为师”：“日本以武门柄政，旧无国史，至德川氏始崇文学，而物茂卿、新井君美、赖襄之流乃出，始著史事，正史体裁犹未备，本无可采焉。惟自维新以来，大变政俗，以成富强。夫更化之初，变守旧之人心；推行之始，去积久之宿弊。新旧相接，其龃龉极多；甲乙相牵，其因连极远。先后缓急，其施用易误；宽猛互病，其操纵多方。有一失宜，哗阻即见。吾中国言变法数十年，而每变一法，弊端百出，反为守旧有藉口为攻击之地，而国未尝少收其效。夫道必有径，事必有门，层累艰阻，入焉而后知曲折，税银历过而乃出。日本与吾同在东方，同文同俗，同政同教，吾藉日本为经途，为探路，而后安步从之，蚁封九曲，从容驾驶，尽弃阻坂而驱坦途。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而且智，而又先得乡导之宜，其速治而立效，虽数倍于日本可也。”〔33〕“安步从之”云云，就是“以日为师”，或曰“以日化中”。至于“日本之路”是否可以，康氏此处并未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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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目志》列举西洋“议院书”四十种后又云：“《尧典》曰：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盘庚》：登进厥民，命众悉至于庭。《洪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左右皆曰贤，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黄帝曰‘合宫’，尧曰‘总章’，三代曰‘明堂’。中国古固有议院哉！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政未有善于议院者也。泰西之强基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强矣。”〔34〕“中国古固有议院”之说，是以西洋议院制度强行“生解”中国古代政制，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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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目志》又欲在“教育”方面实现“以西化中”：“泰西之强，吾中人皆谓其船械之精、军兵之炼也，不知其学校教育之详也。故五十年来，吾中国亦讲军兵炮械，费帑万万，而益以藉寇兵而赍敌粮耳。此中西强弱之大键，不可不明辨也。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尽译泰西教育之书、学校之章程。倍根氏之《教育学》，为泰西新变第一书，鲁氏、如氏、麟氏条理尤详矣。若《教育学新论》、《原论》、《普通学》诸书，备哉粲烂，无微不入矣。吾中国以先圣之教为文化大国，然士人知国而不知教，故重人主之富贵，而轻圣人之道义。……故危亡中国者，教为之也，非先圣之教也。……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于此而国不危也，可得乎？试考各国教法之精粗疏密，可以知国之强弱盛衰矣。若夫其农工商业有专学，单级高等有别科，师范教育有细目，学校管理有法，教室教具有法。其他《澳独佛瑞学校概论》、《日本德国合级小学校》、《公私学校比较论》、《学校通纪》，皆兼备各国，精微详尽，皆可参观而思兼之，亦得失之林矣。观国者必本于是焉。”〔35〕又云：“能举一国之男女童而悉教之有法，则有四万万之才，何可当也！若举一国之男女童而不教之，或教之非其法，则举四万万之人而沉瘗之也。……令四万万之童幼不收其用而增其愚，此皆由小学之法之失也。”〔36〕此处康氏欲以“西式教育”化解“中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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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7日所撰《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备乾断以救艰危折》，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臣考察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也，有行政之官也，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今日岌岌救危，非有雷霆万钧之勇，不能振敝起衰；非设专一论思之官，不能改制立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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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9日的《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亦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臣愚以为，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也。”〔38〕开制度局要涉及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矿、铁路、邮政、海军、民兵、民政等方面的变革，要涉及变科举、开学会、译西书、广游历以开民智等方面的问题，但更为根本的是政治上的变革：“今之言变法者，皆非变法也，变事而已。言兵制，言学校，言铁路矿务，无论如何，大率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本原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39〕“本原之法”是什么？就是政治，就是政治上的“以西化中”。只有这样的变才非“变事”，而为“变法”：“皇上已深知变法，而臣犹为此言者，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40〕“全变”之说，已多少具有“全盘西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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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所撰《日本变政考》，再次论及政治上的“以西化中”：“泰西以财富兵力横行地球，越数万里而灭人国，削人土。咸惊其兵舰之精奇，或骇其制造之新巧。吾中国甲午以前所论西人，大率如此。近自甲午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强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今吾中国百司，皆行法之官，无立法之官也。维新之际，由旧必蹶。而一切新政，交部议之，是以行法官为立法官，犹以手足而兼心思，虽竭蹶从事，而手足之愚，岂能思乎？惟有乱败而已。日人变法之始，即知此义，定三权之官，无互用之害，立参与议立法官，故其政日新月异，而愈能通变宜民，盖得泰西立政之本故也。”〔41〕“三权分立”既是泰西富强之本，中国欲致富强，于政体一端自不能不“以西化中”：“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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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变政考》又云：“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矣。……日本变法所以能有成者，以其变官制也。而其最要者，尤在分议政、行政为二官。盖行政官者，犹人之有肢体也；议政官者，犹人之有心思也。有肢体而无心思，不能成人；有行政而无议政，不能成国。今中国自总署各部，皆行政之官，而有事辄下之使议，是以手足而代心思之任，必不能当矣。故今日最急之务，当仿日本成法，设集议院以备顾问，然后一切新政，皆有主脑矣。”〔43〕此又为政治上之“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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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8月所撰《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再次论及“政治西化”问题：“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44〕此处明确将“政治西化”目标定位为“行三权鼎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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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8月之《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立场相同：“窃惟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非其政治之善、军兵炮械之精也，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盖民合于一，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故也。”〔45〕又云：“若圣意既定，立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则所以考定立宪国会之法、三权鼎立之义，凡司法独立，责任政府之例，议院选举之法，各国通例具存，但命议官遍采而慎择之，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其谁与吾敌！而岂复四顾旁皇，瞻畏邻敌哉？”〔46〕“三权鼎立”被视为拯救中国之唯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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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亡海外前期：“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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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遭幽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出亡海外，变法至此失败。史称“百日维新”（1898.6.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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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1898—1903），康有为并未放弃其“以西化中”之立场。1898年12月撰《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驳斥海外所谓“变法过激论”。关于“变科举”，康氏的立场依然是：“是故以西人学校取士之法而论，则科举在所必废，而后始可以得真才。”关于“变官制”，康氏的立场依然是：“吾闻日人变政也，布置在二十年以前，而收效在二十年以后。官制者，又为政治之所从出，及今为之，尚恐其不及也。”关于“变学校”，康氏的立场依然是：“大学专门学，以四年为率，学二十年而才成，循序而升，维日维岁，盖育才若斯之难也。”〔47〕总之康氏的观点是“并非过激”：“中国与日本人有同种同文同教之乐，远师欧美，近法明治，其成功更自易易，故三年而法度立。积数千年自尊自大古老之国，不有疾风，不有迅雷，而欲百果草木皆甲拆也，难矣哉！且后此当行之事甚繁也，若犹是泄泄沓沓，则中国变政之日久矣，于此何取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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