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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撰《致及门诸子书》，还是主张“西化”：“方今中国之危，实在学术与人才两乏之故。地球万国，日日维新，科学新理，层出不穷。而我则仍守其旧，又何可长也。……惟有激厉志气，讲求新学，或大祸可免，而中国可强。……今中国皆无特出之才，凡国家之学，政教之理，治财治兵，皆宜用新法。”〔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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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撰《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依然承认“泰西之理”乃是“人类公理”：“夫以百年来各国之新政、新学、新法，诚人类公共之理，大地日新之机，进化自然之数。苟违其理，则陨落危亡立致矣。然以中国之旧弊，压力之层积，联力之深厚，障网亿重，弥天塞地，欲一旦荡涤而扫除之，有以知其难也。……历观各国之变法，皆流血成河，牵动大局，何况危弱如中国之地位者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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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答某国大员问新党执政之外交政策》（1900年7月），坚持“西化”之必要性：“西人各学，实为日新日精，将来中国各种科学皆开，必当请西人为之教习。我国土地至大，遍及州县，用人无数。昔日本变法，西士至于千人，我国十倍日本，当用西人几至万人。”又云：“内地农、工、商、矿各事，皆当整顿开创，皆当用西法行之。所有农、工、商、矿各事，用西人不可限量。”又云：“凡西人之在我内地，身命财产，我皆当极力保护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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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2月7日所撰《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更是极言“泰西之理”为“地球之公理”：“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为深通西学，于文明之学术，世界之公理，未尝梦见，亦未肯虑心求益，是实公之病根。”〔52〕又云：“夫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语，今日欧美诸国，无论其为政治家，其为哲学家，议会之所议，报章之所载，未有不重乎是者。若欲尽举其说，盈箱累箧而不能尽。列国著名之士，如法国之爱耳喜斯、孟德斯鸠、福禄特尔、卢骚、脱尔告、康德尔赛，英国之陆克、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德之堪德诸人，其所著之书，何一不言自由，何一不言平等，何一不言民权。此数人者，生于康、梁之前，昌言自主，欧美已实受其福。公目未睹西籍，亦将以康、梁之门徒死党罗织之乎？若以人人有自主之权为惨礉凶险，诬罔不道，犯上作乱，则诸人将为天下之罪人，何以声名遍于全球，各国争译其书，政治家人人仰之为山斗，其故何也？无他，公理之于地球，犹衣食之于吾身，不可一日无者。乃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53〕此处以西洋“自由”、“平等”、“民权”为“地球之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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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且更征之各国之实例：法之革命也，天赋人权之说，载于宪法；美之独立也，权利自由之书，布之列邦；其他各国所有者，曰人民言论思想之自由权、曰出版之自由权、曰从教之自由权、曰立会之自由权、曰居住移转之自由权、曰身体之自由权、曰住所之自由权、曰信书秘密之自由权、曰产业之自由权，载之宪法，布之通国，人人实享其利益。岂亦在沪习闻者乎，岂亦以康、梁之说为新奇而私淑者乎，岂所谓求己之学乎，中国有一于是乎？公试一考西史，当亦哑然自笑矣。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若欲知其理之所以然，则诸家之说，原书具在，其理甚精，可详考也。”此处以西洋“天赋人权”、“权利自由”、“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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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国会者，立此会以兴中国者也，非发为议论以备采择者也。盖立会者，各有宗旨，不必仿上议院，不必仿下议院，备有自由。暴君不可得而制，民贼不可得而夺者也。故地球之上，苟称文明国者，其宪法所载，必使人人有立会之自由权。诚以会党者，国民之元气也。法无革命党，何以成民主？德无国民党，何以成联邦？意大利无烧炭党，何以脱外国之拘绊而成新造之国？凡兹三国，雄视于宇内，独立于地球，其始也皆自立会，且其立会之时，遭当事之忌不亚于今日。岂发为议论以备采择哉？”〔54〕此处以“人人有立会之自由权”为“地球之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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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今日地球通矣，公理愈发明矣。以公之学问见识，而欲与地球上之公理为敌，多见其不知量也。”〔55〕“公之左右，固多洋官西士，若一问之，其人虽陋，必不肯诬其本国，灭此公理，以求合公意者。”〔56〕“若夫许外国人之来就学，固出于欲普文明之学于地球之公心，其优待也，优其士之志也，非与别国之朝廷讲交谊、尽酬酢也。”〔57〕“勿谓天下可欺，勿谓公理可诬，自今以往，毋再饶舌，言尽于此，惟公自思。”〔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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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乃是20世纪开局之年中国顶级学者所撰“普世价值宣言”，能普世者，“西学西理”也，被普世者，“中学中理”也。“五四”后“全盘西化”之源始在兹，今日中国学界喜言“普世价值”者之祖宗在兹，“中学中理”在近代全线崩溃之端绪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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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2月所撰《驳之洞劝戒文》，又有“以西化儒”之言论：“若夫人人有自主之权，此又孔、孟之义也。《论语》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言己有主权，又不侵人之主权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有立达之权，又使人人有之也。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人人直接于天而有主权，又开人人自主之权也。其他天爵自尊，藐视大人，出处语默，进退屈伸，皆人自主之。《易》曰：确乎不拔。《礼》曰：强立不反。贵自主也。故《春秋》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明父不得杀子；书天王杀其弟妄夫，明兄不得杀弟；书卫刺其大夫买，明君不得杀臣。以人皆天生，虽君、父不能专杀之也。地球各强国，人民无不有自主之权者。其有长上，以力压之者，无不死败。此又揽近百年事而可见。〔59〕“人人有自主之权”，“西学西理”也；“孔、孟之义”，“中学中理”也。以“孔、孟之义”而迎合“人人有自主之权”，就是以“中学中理”而迎合“西学西理”，就是以“西学西理”强行“生解”“中学中理”，就是“援儒入西”，就是“以西化儒”。这样的思维方式，乃是百年以来中国学界之“主流学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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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学中之“以西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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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庸注》：“以西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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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避地于槟榔屿英总署之明夷阁”，恨《中庸》一篇之“大义未光，微言不著”，“遂虑掩先圣之隐光，而失后学之正路”，乃著《中庸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书。先载《不忍》杂志第四册（1913），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单行（1916），并收入《万木草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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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注》何所作也？“以西化儒”之作也！详言之，“以西洋进化论生解儒学”之作也！既如是，则“反映了作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保守思想和消极情绪”〔60〕之判定，乃不攻自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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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康氏注云：“人莫不爱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孔子告子贡以一言行终身者。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故子思特揭之。”〔61〕此处是以西洋“自主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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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康氏注云：“天之生人，一视无私，而有富贵贫贱、愚智寿夭、安乐患难、诸夏夷狄之万殊迥别，惟有因之而已。譬如草木，美种而壮良者，天则繁植之；恶种而微弱者，天则剪覆之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孔子发天因之理以劝之，竞于大德，而后克受天休也。”〔62〕，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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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康氏注云：“然天人进化，无有穷尽，不可守旧以自安。凡已过之故迹，可温寻考验，以证其得失。凡未著之新理，可深思力索，以知其变通。夫故者，大地千万年之陈迹，不温寻之，则不知进化之由，虽欲维新而恐误；新者，万物无穷尽之至理，不考知之，无以为进化之法，虽能胜古而亦愚。孔子甚爱古迹，尤好新法。法者，其义相关，故戒守旧之愚害，而亦不可为灭古之卤莽了。”〔63〕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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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康氏注云：“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拨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时，内外远近大小若一。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64〕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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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康氏注云：“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发明据乱、小康之制多，而太平、大同之制少，盖委曲随时，出于拨乱也。孔子之时，世尚多稚，如养婴儿者，不能遽待以成人，而骤离于襁褓。据乱之制，孔子之不得已也。然太平之法、大同之道，固预为灿陈，但生非其时，有志未逮耳。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65〕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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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康氏注云：“盖尝论之，以古今之世言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殊，不可少易。而以大地之世言之，则亦有拨乱、升平、太平之殊，而不可去一也。即以今世推之，中国之苗瑶侗僮，南洋之巫来由吉宁人、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烟剪人，今据乱世之据乱矣；印度、土耳其、波斯颇有礼教政治，可谓据乱之升平矣；若美国之人人自主，可谓据乱之太平矣。今治苗瑶黎侗、非洲黑人之法，必设以酋长，别其男女，教之读书，粗定法律，严其争杀，导之礼让，斯可矣。若遽行美国之法，则躐等而杀争必多。待进化至于印度、波斯，乃可进变于美国也。太平与据乱相近而实远，据乱与升平相反而实近。而美国风俗之弊坏，宜改良进化者，其道固多。若所以教中国之苗人、非洲之黑人，则教据乱之法，尚不能去也。将来太平之世，各种未齐，亦必有太平之据乱者存，此亦无如何者也。故今者大地之中，三世之道并行，法则悖矣，而治世之意各得其宜，则未尝小悖也。中国之苗瑶侗僮、番黎狆，与我神明之胃并育一也，各用其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美洲之土人与白人并育一也，各用其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非洲黑人与白人并育一也，各用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若夫一世之中，条理万千，乃成治法，如百川之纷流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子之小德也；若其大者，无论治法之相反相悖，要以仁民爱物，加厚而进化之知仁勇，孔子之大德也。惟其道能错行代明，并育不害，并行不悖，此孔子所以与天地同大也。”〔66〕此处先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然后以“儒化进化论”释读“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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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康氏注云：“知天地之化育，盖言《易》也。《易》道阴阳，言天地之道，万物之理，消息之微，死生之故，变通进化之故，尤为微妙。”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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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微》：“以西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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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又撰《孟子微》，继续其“以西化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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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微》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刊于《不忍》杂志第一册，曾选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十三、十七、十九、二十号。后收入《康南海文集汇编》（1914），另有上海广智书局万木草堂丛书本（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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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以类编形式，将《孟子》七篇重新勒为十八篇，分别为：总论、性命、心身、仁义、礼智、孝弟、仁不仁、王霸、仁政、同民、政制、外交、战、贵耻、师友、辨说、论古、辟异。每篇分若干章，每章之后加上康氏之长篇按语与评论。全书之中心思想是以“西学西理”，尤其是西洋之“进化论”“生解”儒学。认为颜渊死后，传孔子《春秋》三世、大同之学者，惟孟子一人而已，而后世《孟子》诸注家却并未发明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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