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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论“四维”之可尊：“管子曰：礼义谦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儒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自非生番野蛮之国，未有不贵道德修身者。此万国古今之通理。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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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注》（1901年3月）论“孔子之教”之可尊：“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中于孔子。……因使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228〕又论“中庸”之可尊：“天下之道教多矣，然如耳目鼻口，各得一偏，寡能齐天地之容、协群生之宜者。惟孔子中庸之道，虽极平常，而实诣其至极。”〔229〕又论“兼言鬼神”之可尊：“佛氏专言鬼，耶氏专言神，孔子兼言鬼神，而盛称其德。”〔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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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微》（1901）论孟子之可尊：“夫人有患难，孰不欲人救之；人有仇雠，谁不欲人复之？有救难复仇者，民皆归之，人人欲戴以为主。天下归往，谓之王矣，复何畏于大国焉！耶苏专以救民为义，摩诃末（按：即穆罕默德）专以复仇为义，而成两大教主，民皆归之。得孟子单义如此，而诸君诸国无如何，足见孟子树义之坚，而包括之大，切于人心矣。”〔231〕又论孔子之可尊：“盖知孔子之道之大，乃知诸教之小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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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注》（1902）论孔子之可尊：“使当时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罗马，东渡日本以开美洲，则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道，当有一地早行之也。传教救人，宜出海外，后学当以孔子、子路为法，无惮艰远矣。”〔233〕又论“贵中”之可尊：“以仁为主，当以智为役。若但仁而不学，亦不可行也。佛、耶为高而难行，孔子贵中而可行。孔子与佛、耶之异在此，学者可留心参之。”〔234〕又云：“中者，无过不及。允执厥中者，中庸之德，中和之理，用其中于民，中国政术、学术尊奉之。此为公理之极，放之四海万国而准者也。”〔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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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1902）论“中国文字”之可尊：“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其文字则留为博古者之用，如今之希腊、拉丁文及古文篆隶、印之霸厘及山士诰烈可也。（中国文乃有韵味者，不易去也。）”〔236〕又论中国“文字语言”之可尊：“择大地各国名之最简者如中国，采之附以音母，以成语言文字，则人用力少而所得多矣。计语言之简，中国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印度、欧洲一物数名，一名数字，一字数音。故文字语言之简，中国过于印度、欧美数倍。故同书一札，中国速于欧美、印度数倍；若以执事谈言算之，中国人寿亦增于印度、欧美数倍矣。”〔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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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论“孔子纪年”之可尊：“三国时，君士但丁始从耶教，于是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时，于是以耶教纪年，追推上世，并定前数以纪之。而自唐、宋间欧洲诸国并起，而教皇独尊，其以教主纪元以归统一，实便于人事也。是时回教亦极盛，相与以教纪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佛纪年者。……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允为宜也。若中国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纪年。……然诸教竞争，各尊其教，谁肯俛就？人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数胜少数论也。”〔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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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游记》（1904）论中国“霸资”之可尊：“今者鲑格纳所创之霸义既盛，则有霸资者必借大国乃行之。而地球国之至大，人民至多，能比欧土全洲者，惟有我国。而以莫大之国，又复同文、同教、同俗，结力至大且厚，然则天留我国以霸资者实自二千年之统一得之。吾国人幸生此伟大莫比之国，横视全球，无当我者。”〔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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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奥游记》（1908年5月）论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可尊：“吾国民无级，人人平等，以地大，故官虽少尊，而人人可得科第而为之，故自由已甚，民气久平，不可以欧人相比例矣。夫大道之行，事理之变，皆自不平而渐底于平，如水流之就下，然但需时耳。故孔子之立升平世、太平世，乃人道之必至，而无可遁者乎！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乐，诚为大地之最先进者哉！”〔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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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论中国“教化”之可尊：“逸居无教则近禽兽，今是野蛮之国，犹有教以训其俗，岂可以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经无量数先圣哲之化导，而等于无教乎？今以中国之贫弱，及前清之失道，人民慕欧思美，发愤革而易其政可也，然岂可并数千年之教化尽扫而弃之？”〔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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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巳代拟诏书》（1917）论中国“教化”之可尊：“东西相反而相成，冰炭极反而同用。惟今中国之立国，非采东西之新法、新学、新艺，则不能图富强；非保中国之教化、礼俗、道揆，则不能固根本。孔子不云乎，温故而知新。调和新旧，各得其宜，勿令偏颇，以得中和。”〔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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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1921）论“中国画”之可尊：“吾藏宋时油画，已开欧人之先。气运既生动，写形复毕肖，其美至矣，感人深矣。吾遍观各国画院，周游大地，观古文明国突厥、波斯、印度之画，皆迹象板滞而无神韵，不足与于斯文。即欧土自十五纪前，只写神画，亦复钝滞少生气，无秀韵。盖自十五纪前，大地之画，无如中国宋画者。”〔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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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万里楼词钞〉序》（1924）论中国“语文”之可尊：“大地万国语文，皆用拼音。惟中国语文，虽有谐声而用单文，故有属对。夫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文词穷奇偶骈俪之工，整齐绮丽之极，万国无比焉！”〔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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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太希函》（1926年10月）论中国“大学”之可尊：“德之榾损伯大学，英之剑桥，法之维曼，皆在西历千二百年后。而白鹿洞乃创自唐代，实为环球最古之大学。”〔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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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康有为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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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称康有为是“宗教家”，并以“孔教之马丁路得”誉之。认为其“发明孔子之道者”约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246〕认为中国不可直采耶教，此康氏之得也；认为西洋有耶教，故中土必创孔教以应之，此康氏之失也。梁启超肯定康氏之创教，誉之以“孔教之马丁路得”，实偏离“中式思想”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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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想”者，“无主文明”也。天何以覆？天自为之，非外力为之。地何以载？地自为之，非外力为之。四时何以行？四时自为之，非外力为之。凡何以成圣？凡自为之，非外力为之。“无主文明”就是认定天地万物各各自化，完全无需上帝，完全无需“第一推动力”。自力高于外力，此“中式思想”也；外力高于自力，此“西式思想”也。自力己足，无需外力，此“中式思想”也；自力不足，非借外力不能成功，此“西式思想”也。总之中土以“无主”为根本，西洋以“有主”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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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所以立国者，以“有主主义”立之也；中土所以立国者，以“无主主义”立之也。若以为西洋有耶教，中土就必得有孔教，表面看是“儒（中）西并尊”，实质上依然是“以西化儒（中）”。依然是以西洋所以立国者为中土所以立国。而这就抹煞了“中华文明”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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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最关键之元素是“无彼岸”、“无天堂”，所以能够倾其全力把此岸建成彼岸，把人间变成天堂。中华民族未来之复兴，也只能沿着这条“无彼岸”、“无天堂”的道路走，而不能跑到西洋的道路上去。所以如果康氏果真为“孔教之马丁路得”，则是其失也，而非其得也，是其毁也，而非其誉也。在一个无主的文明头上安“主”，在一个自力的文明头上安“外力”，在一个无彼岸、天堂的文明头上安“彼岸”、“天堂”，在一个无宗教的文明头上安“宗教”，大师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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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节评康氏《大同书》云：“虽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勦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247〕“陈义之高且过之”，讲的是《大同书》已实现了对于“西学西理”（如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等）之超越。这个评价，用之太早。换言之，不宜用于康氏之早期，而应用于康氏之晚期，尤其是“民二归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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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言，《大同书》只是从“以西化儒（中）”之格式转向“儒（中）西并尊”之格式的过渡性作品，其重要性是已认识到“中学中理”有等同于“西学西理”之价值，且仅限于此。至于“超越西学西理”，此时并无明确意识。明确肯定“中学中理”有超越于“西学西理”之价值者，是在“民二归国”之后。这个认识的转变，是以十六年间亲历“欧洲十一国”及美国等三十一国为背景的。没有这个背景，他的认识不会转变得如此彻底而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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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析康氏《大同书》云：“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为墨子之兼爱无等，又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则陈义甚浅，仅着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248〕钱穆批评康氏“去苦求乐”之说“陈义甚浅”，实即对于西洋“功利主义”之批评，因为西洋“功利主义”即是算计苦乐并进而“去苦求乐”之学。至于前一批评，实即道出了康氏“儒（中）西并尊”之立场，“中”则有墨、释之学，“西”则有“平等博爱”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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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又以“极端守旧”定性康氏晚年思想：“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民国二年癸亥，长素创为《不忍》杂志，著论大率笃旧之谭也。”〔249〕然此处并未评定“守旧”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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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氏“孔教论”之批评，钱穆有一得一失。一得者，谓康氏“始终尊孔”也；一失者，谓康氏“尊孔即尊西”也。其言曰：“长素自维新一变而为顽固，又各趋其极端，而尚有一始终不变之说联系其间者，曰尊孔。方其讲学长兴，固以光昌孔道自任矣；及创为《不忍》诸论，仍以尊孔为职志。”〔250〕此言其“始终尊孔”，“以尊孔一念为之贯也”〔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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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西洋有教主，长素则以孔子为教主；西洋有宪法，长素乃以《春秋》为宪法。然长素既主国魂之论，谓立国各有本末，独谓《春秋》之为宪法，不限于一国一时，此则中国有国魂，而西洋可以无国魂，又推孔子太过，仍陷于矛盾冲突之例也。……依长素之言，不啻若谓孔子之大义在中国，而微言则入西洋矣。……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长素尊孔特其貌，其里则亦如彼《不忍》诸论所讥之无耻媚外而已耳。”〔252〕此言其“尊孔即尊西”，“尊孔即媚外”，“以尊西俗者为尊孔”〔253〕，“以尊西俗者为尊孔”〔254〕，“尊孔实为尊西洋”〔255〕，“以尊西俗为尊孔”〔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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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所以谓钱穆以“尊孔即尊西”评康氏是一种失，只因为此种评判完全不合于康氏第一期与第四期之思想实际。第一期“援西入儒（中）”，是以“中学中理”为刀俎，以“西学西理”为鱼肉，不存在“尊西”的问题。第四期“以儒（中）化西”，是以“中学中理”为大视野，以“西学西理”为小视野，以中土为较高级社会形态（“升平世”），以西洋为较低级社会形态（“据乱世”），也不存在“尊西”的问题。换言之，康有为“始终尊孔”，却并不“始终尊西”，此所以不能谓“尊孔即尊西”也，此所以钱穆之评判有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