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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又以此释《淮南子》之说云：“盖豪末蘆苻，即原质也。无秋豪之微，蘆苻之原，四达无境，通于无圻，即阿屯与哒也。凡原质，以同类相合，积小成巨者，若磺气凝结为磺。是以异类相合成物者，如轻气一、养气八成水，石精养气成石灰。是原质质点极小，故喻以豪末蘆苻，至成物则极大，故曰复归于大，复反于敦庞。至于阿屯，则更由原质而求原，其小无内，故曰无秋豪之微，蘆苻之原也。原质六十四，复求原，则为阿屯，而空气中养气、淡气、炭气等，亦皆原质之一。然则哒为空气之尤淡者，较淡氮尤淡焉。是虽不得比于阿屯，为原质之原，而亦原质中之至小者也。故亦以无秋豪之微、蘆苻之原喻之。哒通内外五星诸世界，是谓四达无境，通于无圻也。虽玻璃实质，其阿屯不能隔哒之气使不透光，所谓莫之要御夭遏也。然则无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兼阿屯哒言也。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要御夭遏者，专就哒言之也。”〔21〕“哒”究指何，尚待考，但不外是对西洋“科学”之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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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淮南子》一段话之前，还有另一段话，云：“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蓯，欲与物接，而未成兆联。”〔22〕章氏又以西洋“原子说”、“元素说”释读之：“此原质中之空气也。空气在地极厚，层层递减，至一百五十里而极薄。凡地以上皆得言天，空气有吸力，故使天气下，亦有倒压力，故使地气上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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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再云：“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24〕章氏再释云：“此阿屯也。《天文训》云：太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此哒也。哒可以言无穷，而通于五星，则至此轨道，亦有穷尽，故曰气有涯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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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刊于光绪三十年，也可反映章氏在19、20世纪之交对于“西学”的知晓度。《原人》篇云：“余以所闻：名家者流，斥天下之中央，则燕之北、越之南是已。然则自大瀛海以内外，为潬洲者五，赤黑之民，冒没轻儳，不与论气类。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是故古者称欧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国，异于荤鬻、獂戎之残忍。彼其地非无戎狄也。处冰海者，则有哀斯基穆人。烬瑞西、普鲁士而有之者，则尝有北狄。俶扰希腊及雅典者，则尝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谓大地神皋之无戎狄，而特不得以是杚白人耳。戎狄之生，欧、美、亚一也。”〔26〕“冰海”，北冰洋；“哀斯基穆”，爱斯基摩；“瑞西”，瑞士；“黑拉古利”，赫刺古利，古希腊北部之主。以上反映出章氏对于当时“人种地理学”之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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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之《序种姓上》云：“凡地球之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西人巴尔科所分）。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近世人类学者以石层、槀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当距今二十万年。如《旧约》所述，不逾万年，其义非是。）丞有杂殽，则民种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構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言人种学者，一曰太初有黄、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生民始黄。人各异议，亡定说。”〔27〕以上反映出章氏对于当时西洋“人种学”、“民族学”之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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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种姓上》又云：“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其人种初为叶开特亚，后与西米特科种合，生加尔特亚人。其《旧纪》曰：先鸿水有十王，凡四十三万二千年。鸿水后八十六王，凡三万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亚僣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为加尔特亚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为亚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九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书为巴比伦人披落沙所纪，披落沙，共和纪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统一加尔特亚者，为萨尔宫一世，当共和纪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纪元与欧洲耶稣纪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算。）其后至亚拉伯朝，以巴比伦为京师，当共和纪元前七百四年。其后二百五十年，为小亚细亚灭之。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其他部落或王于循米尔，故曰循蜚；或王于因梯尔基，故曰因提；或王于丹通，故曰禅通。东来也，横渡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君长四州，故有四岳；长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头，故称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为文，故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岁；异名纪月，（如《释天》‘正月为陬’以下十二名，巴比伦亦有之。）故贞孟陬。故曰：中国种姓之出加尔特亚者，此其徵也。”〔28〕此处转述欧洲学者“中国文明西源”与“华夏种族源于巴比伦”等谬说，可知章氏熟悉当时西洋学术界动态，并试图拿洋人之说重新释读中国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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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西源论”或“中华文明西元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际，蔚为西洋学术界一大思潮，有拉克伯里（Lacouperie）等名家倡之，使当时中国诸多大学者信以为真，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蒋观云之《中国人种考》等等。章太炎此篇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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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之《原变》篇云：“人谓紫脱华于层冰，其草最灵。（……案：紫宫，即北极。今北冰洋亦有浮生之草，斯即紫脱矣。本非奇卉，以致远物为奇尔。）紫脱非最灵也，其能寒过于欵冬已。鼠游于火，忍热甚也。海有象、马，嘘吸善也。物苟有志，彊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人之相竞也，以器。……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武库之兵，出之典瑞，以为聘祭之币。斯无以竞矣，竞以器。……竞以礼。竞以形……若是，人且得无变乎？浸益其智，其变也侗长硕岸而神明；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鳖而愚。其变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29〕此处是以达尔文之“生物进化论”（严复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天演论”）讲论生物之“变”与人之“变”，“变”的原因就是“彊力以与天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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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制》篇甚至直接引用达尔文之说，云：“是无他，大自然之洮汰与人为之洮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30〕《订文》篇亦有“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等语〔31〕。又，章氏译《斯宾塞文集》与严复译《天演论》几乎同时，可知章氏对西洋当时之“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新说，是相当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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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之《订文》篇云：“有通俗之言，有科学之言，此学说与常语不能不分之由。今若觕举其略：炭也，铅也，金刚石也，此三者质素相同，而成形各异，在化学家可均谓之炭。日与列宿，地与行星，在天文亦岂殊物，然施之官府民俗，则较然殊矣，夫盘盂钟镈，皆冶以金，几案杯箸，皆雕以木，而立名各异，此自然之理。然苟无新造之字，则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即如炱煤曰煤，古树入地所化，亦因其形似而曰煤，不知此正宜作墨尔。曩令古无墨字，则必当特造矣。”〔32〕“有通俗之言”云云，论及西洋“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区分，涉及当时西洋“语言学”；“炭也，铅也”云云，涉及当时西洋之“化学”；以下并涉及当时西洋之“天文学”、“矿物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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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章氏还撰有《儒术真论》，认为只有“视天”，而无“真天”，以西洋天文学重释中国“天为积气”说。撰有《视天论》，依据西洋自然科学，解释宇宙万物之生物，驳斥中国“天有真形”说。撰有《谈天》，引介康德“星云假说”等西洋天文学说，并以此重释中国之“宣夜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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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引进西洋社会科学与“以西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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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之《原学》篇，乃当时之“世界学术导论”，很能见出章太炎当日之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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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曰：“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希腊言：海中有都城曰韦盖，海大神泡斯顿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宗教学概论》）。中国亦云：此非宾海者弗能虑造是也。伯禹得龟文，谓之九畴。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拏化鱼，视摩拏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二谶之迹，国有大川，而馈饷其诬。寒冰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州五勝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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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雄构争，故宋鈃、尹文始言别宥，以聏合驩，以调海内。雅典共和之政衰，贵族执政，而道益败。故柏拉图欲辨三阶，以哲学者操主权，德在智，其次军士，德在勇，其次农工商，德在节制。（柏拉图生于贵族，素贱平民主义，至是惩贵族主义，故构此理想政体。）周室坏，郑国乱，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归于厌世，御风而行，以近神仙。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故斯多葛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冀脱离尘垢，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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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根性贪墨，为法官，以贿败。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是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庄周曰：封侯与治絖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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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地齐阻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杚量其国民。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闚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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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观之，学术之发展无非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曰“地齐”，二曰“政俗”，三曰“材性”。因“地齐”而成一家之言者，有古希腊、中国与印度等学说之区分，中国内部又有赵、楚、齐等之区分。因“政俗”而成一家之言者，中国有宋銒、尹文、列子等学说之区分，西方则有柏拉图、斯多葛派等学说之区分。因“材性”而成一家之言者，则有弗兰西斯·培根、让·雅克—卢梭等学说之区分。近世以降，世界大通，“地齐”与“材性”对学术之影响愈来愈小，“政俗”成为制约或开启学术之最主要因素。欲成一家之言，多数情况下只有“观省社会，因其政俗”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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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原学》，是就中、西、印三大学术体系而论学术之“因”，是一篇“世界学术原因论”，也是一篇“世界学术导论”，其视野与观点，均是相当“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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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之《订孔》篇引介日本学者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之观点：“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严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远藤氏《支那哲学史》）。”〔35〕《支那哲学史》撰成于日本明治三十三年（1900）四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中国学人金范臣译其为中文，易名为《中国哲学史》。此书中译本之出版（1902）早于章太炎《訄书》重刊本之出版（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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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孔》篇又引介西洋哲学中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其正名也，世方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桑木严翼说。）由斯道也，虽百里而民献比肩可也。”〔36〕日本学人桑木严翼撰《荀子之论理学》，以西洋之“论理学”即逻辑学，释读中国之“正名学”。中土学者从之，故译Logic为“名学”、“名理学”、“辩学”、“论理学”、“理则学”等，如严复译穆勒《逻辑体系》为《穆勒名学》。以西洋之Logic释读中土之“名”，实乃扞格不入，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之西式“形式逻辑”，是一种“主谓式句辞”，讲究的是“定义”与“定性主义”，而中土“名学”却是一种“函数式句辞”，讲究的是“训义”与“随性主义”。一重“基础主义”，一重“关系主义”，如何能相通呢？近世以降日人于中土“为恶多端”，其中一大端就是以“西式思维”解构“中国哲学”，化“中国哲学”为“乱码”。中土学者盲从之，遗毒至今。此处章太炎氏引桑木严翼之论，似亦是承认其以Logic释“名”之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