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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视别国的学问只是“借来的钱”：“大概看前人已成的书，仿佛是借钱一样，借了来，会做买卖，赢得许多利息，本钱虽则要还债主，赢利是自己所有。若不会做买卖，把借来的钱，死屯在窖子里头，后来钱还是要还债主，自己却没有一个赢余。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如果说自己没有，只好向别国去求，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就是别国的学问，得了来，还是借来的钱，必要想法子去求赢利，才得归自己享用。若只是向别国去求呢，中国人没有进境，去问欧洲人，欧洲人没有进境，又去问甚么洲的人呢？……中国就不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学问，只见一天精密一天，就是采取别国，也都能够转进一层。”〔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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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菿汉雅言札记》认为“中学”在四个方面长于“西学”：“先生云：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性无等；四曰除授有格。”〔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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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国学讲习会序》已把“国学”提升到“国家之存灭”的高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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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国学概论》认定“中国哲学”有高于“欧西哲学”之处：“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底九流、印度底佛法和欧西底哲学四种。欧西底哲学，都是纸片上底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底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162〕又云：“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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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以“爱国心”为“一国之主宰”：“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所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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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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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906年《国学讲习会序》反对冯桂芬以降“体用主辅”之格式，说：“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蔽害自与科举等。而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料者比。前之言国学者，可绝对弃置科举；而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时固不乏明达之士，欲拯斯败，而以其无左右褊袒之道，即无舍一取一之方，二者之迷离错杂，不知所划，几别无瓯脱地，以容吾帜。则有主张体用主辅之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以此之故，老生以有所激而顽执益坚，新进以视为迂而僢驰益甚。是二者虽皆无所增损于日月之明，而其浮障之所至，竟可使国学之昏暗较之科举时代而尤倍蓰。呜呼，是谁之责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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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留学的目的与方法》主张以“借钱生利”之格式处理“中学”与“西学”之关系：“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就是别国的学问，得了来，还是借来的钱，必要想法子去求赢利，才得归自己享用。”〔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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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西关系之处理，既不可能有“无左右褊袒之道”，不可能有“无取一舍一之方”，则处理者必先有“偏西”或“偏中”之立场。“偏西”则必致“援中入西”，借“中学”之钱生“西学”之利；“偏中”则必致“援西入中”，借“西学”之钱生“中学”之利。章太炎采用的是后一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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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表述》一文，乃是研究章氏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不二力作。该文以为章氏既非保守派，亦是西化派，前一方面他要“迎接西潮”，后一方面他要“寻求本国文化的自主”；前一方面他要迎接“西方的现代性”，后一方面他要“营建中国的现代性”。“其立论的根据，就是文化多元论，每一种文化既然都有它的特性，其‘现代性’自然亦有其特性。”〔167〕文章认为“文化多元论”乃是章氏全部思想之核心：“正因其对现代西方有迎有拒，才有多元思想的表述，而多元思想乃章氏思想的核心，最完整的呈现在他的《齐物论释》一书之中，自称‘一字千金’。如此自珍的思想乃其毕生学术的结晶，决不会在晚年放弃。他晚年专注国学，并不是回归到古典传统的一元论，而是在西化一元论的潮流下更加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正是坚持其多元论。……他的排满思想为革命宣传所需，是一时的；而多元论乃其学术性的创获，是永恒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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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学”与“西学”之关系而言，“多元论”者，“中西并尊”也；“一元论”者，“援中入西”或“援西入中”也。章太炎之文化立场，若是“中西并尊”，则可称为“多元论”；若是“援西入中”，则不可径称“多元论”，只能称为“吸纳西学之中学一元论”或“不拒西学之中学一元论”。著者以为章氏曾经经历“中西并尊”的阶段，但晚年渐趋“援西入中”之立场。故著者不同意汪荣祖“永恒”之说，只认“多元论”为章氏思想之一个阶段；章氏之目标是要经过这个阶梯，达到“援西入中”或“援西入儒”。这也正是真正“国学家”应有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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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7月刊于《民报》第六期的《演说录》（一名《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或《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是持“中西并尊”之立场，还是“援西入中”之立场呢？著者以为是“援西入中”之立场。就是把“西学”拿到中国来试，能消化就吃，不能消化就不吃。章氏对于“西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基督教，就是这个态度。他说：“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169〕把“上帝”定性为“西帝”，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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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170〕以中国乃“文明人”为由拒斥基督教，这又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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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斥基督教“极其下劣”〔171〕，认为佛教华严、法相诸宗“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172〕这又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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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之价值有无，全视“中国”而定，这就是“援西入中”之立场。假如章氏是以“多元”为立场，他就不会排斥西洋之基督教，也不会排斥中土之“孔教”，而是会“耶、孔、佛”三教并尊。他在宗教上没有采取这个“三教并尊”之立场，说明此时他并不主张“文化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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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对于“国粹”的态度。《演说录》认为“中学”本身有很多“特别的长处”，如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语言文字以一词多义、一词多音而迥异于西洋，以语言文字学上之“随性主义”，而对抗西洋语言文字学上之“定性主义”。典章制度方面以均田制度、刑名法律、科场选举等，“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必定应该顶礼膜拜”。人物事迹方面，中国人物“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在这方面，“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的面目”。中国的周秦诸子不比欧洲、印度的差，超出日本人称颂不衰的物茂卿、太宰纯之流，“相去不可以道里计”。〔173〕对于中国所有之“特别的长处”，章氏完全是以“中学”为坐标吸纳“西学”及异国学问，并不是“中外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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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录》有一段经常被学者引用的话，云：“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174〕“格致古微”派是讲“西学中源”的，是一个“中西并尊”的态度；公羊学派是讲“以西释中”的，是一个“援中入西”的态度。章氏反对这两种态度，只讲“中国的长处”，只讲“爱国爱种的心”，其立场当然不是“中西并尊”之“文化多元论”，而是“援西入中”的“吸纳西学之中学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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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的《代议然否论》一文，认定西洋代议制度并不适合中国之国情，采取的也不是“文化多元论”之立场。文章以“代议政体”为“封建之变相”，认为若其行于中国，“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腊齐民甚无谓也”〔175〕；“啬夫代议本以伸民权也，而民权顾因之日蹙”〔176〕；“今之选举宁有异是，若以众选不可遂私者，吾见选举之法尚在，而作奸树伪者，相枕藉也”〔177〕；“其滑乱风俗又将自此兴矣”〔178〕。“是故通选亦失，限先亦失，单选亦失，复选亦失。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临，遗此尘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职姓。甚矣哉！酋豪贵族之风，至于今未沫也。”〔179〕总之，“知代议必不可行”〔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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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虽美，但必不可行于中土，这就是章氏对西洋政制之态度。这态度是完全不能用“多元论”去解读的。他以为中国政制“去封建远”，有其特别长处，但行于西洋就未必善；同样地，代议政体“去封建近”，行于西土无妨，行于中土则扞格矣！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援西入中”：“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为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埽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夫欲恢廓民权，限制元首，亦多术矣。”〔181〕伸张“民权”之办法有很多，非仅西洋代议政体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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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代议然否论》是主张中国必得有中国之政制，决不能照抄西洋之政制。必须先有一个“中国”立场，然后方可得损益、取舍之标准。若以“多元”为立场，则无可无不可，无不可无可，失其损益之法、取舍之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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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中国”立场，则名称反而变得无足轻重：“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隐，不期于代议。若舍代议政体，无可使其民平夷安隐者，吾亦将摭取之。今代议则反失是，不代议则犹有术以得是，斯掉头长往矣。名者，实之宾也，吾汉族诸昆弟将为宾乎？”〔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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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之弟子钱玄同（1887—1939），“五四”时期曾有“废汉字”之论，其捍卫“中学”之立场，远逊于其师。早在辛亥时期，章氏即撰《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痛斥“中国当废汉文”论：“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183〕就凭万国新语是“以欧洲为准”一点，就无权取汉文而代之。“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184〕地球“非白人所独有”，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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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文于此等“崇洋媚外”之人痛彻心扉：“盖庄生有曰：‘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又况其他损害，复有如前所说者哉？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欲求行远，用万国新语以省象译可也。至于汉字更易，既无其术从而缮治，则教授疏写皆易为功，盖亦反其本矣。”〔185〕又云：“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己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彼固以进化为美谈者，曷不曰欧人作书，当改如汉文形态，乃欲使汉字去锋芒，抑何其自相攻伐耶？……呜呼！贯头之衣本自骆越为之，欧洲人亦服焉，而见者以为美于汉衣。刀叉之具本自匈奴用之，欧洲人亦御焉，而见者以为美于汉食。趋时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胜道哉！”〔186〕章氏此等以“尊汉字”抗衡“废汉字”之立场，决非“多元论”可以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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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学者将章太炎《齐物论释》（约写于1905—1911年间）定性为“以佛解庄”、“以佛释庄”之作不同，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一文，则将章氏此书定性为系统演绎“文化多元论”之作。“他用《齐物论》的旧瓶，装多元论的新酒；旧酒新酿，固不尽同于旧酒，然亦有味可循。……章太炎释齐物，未必斤斤计较齐物在庄学中的正解，而将重点放在他认为齐物应当作何解，并引申为文化多元的表述。时代思想问题的挑战当然会影响他的解释与表述。这种创获才使他感到‘千载之秘，睹于一曙’。”〔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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