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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现代西洋哲学，大都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惕黑教授外，余不多觏。……由‘回真向俗’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晚年比较留心政局，回复到儒家。他晚年创办一个刊物，叫做《华国》，一方面意识到他有昌明国学的重任，一方面鉴于社会风纪的败坏，国势的衰弱，他每以气节鼓励青年，并特别表扬孔门中有勇知方的‘子路’，而反对定疏的性理之辨，即谓其思想渐趋于接近陆、王，亦无不可。”〔207〕此处视西洋哲学为“圆融超迈的境界”之一个环节，判章氏为“援西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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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贺麟论章太炎，基本上涉及了章氏从“援中入西”或“中西并抑”到“扬中抑西”，最终达到“援西入中”、“援西入儒”之全过程，是一份十分全面而深刻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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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学概论》论章太炎云：“至于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208〕此处只论及章氏“援中入西”之阶段，未及其“援西入中”之最终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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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章太炎剖析》一文，视章太炎与谭嗣同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具有哲学上的思辨兴趣和独特性，企图综合古今中外铸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仅有的两人。〔209〕并将章太炎的哲学体系判定为“援西入中”：“但正如章在道德问题上由幸福论走向反幸福论的康德一样，他在哲学上也是由休谟的怀疑论走到康德的先验论，再归宿于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佛学唯识宗。”〔210〕此处没有判章氏为“援西入儒”，但判其为“援西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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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章氏处理儒、西关系之格式，是“援西入儒”，至少是“援西入中”，此非为著者一人之私见，乃系很多学者之共同认识，只是他们没有明确表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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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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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太炎全集》（一），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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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太炎全集》（一），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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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太炎全集》（一），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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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太炎全集》（一），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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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太炎全集》（一），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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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章太炎全集》（一），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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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章太炎全集》（一），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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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章太炎全集》（一），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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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太炎全集》（一），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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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章太炎全集》（一），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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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章太炎全集》（一），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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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章太炎全集》（一），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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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太炎全集》（一），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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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章太炎全集》（一），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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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章太炎全集》（一），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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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中华书局，2009年，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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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章太炎全集》（一），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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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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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章太炎全集》（一），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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