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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六），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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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六），第54页，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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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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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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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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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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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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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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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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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梁启超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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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哲学家、学者。曾师事康有为，共主变法维新，史称“康梁”。于先秦、明清、近代之历史与学术，均有卓越见解。倡改良主义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著述极宏富，编为《饮冰室合集》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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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中学”，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根主线三步曲”。“一根主线”就是“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1〕；“三步曲”就是以“以西化中”为第一步，以“中西并尊”为第二步，以“以中化西”为第三步。第一步他称之为“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二步他称之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三步他称之为“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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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儒学思想”是其“中学思想”的一部分，同样遵循这个“一根主线三步曲”的原则。“三步曲”于梁氏，大致也就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戊戌变法失败前，他试图“以西化儒”；第二阶段是1903年“美游”之后，他倾向于“儒西并尊”；第三阶段是1919年“欧游”之后，他倾向于“以儒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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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讨论“梁启超的儒学”，有涉及三层面者，但未视其为“三步曲”。如温克勤《浅谈梁启超的儒学研究》谓其“对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作出符合近代科学意义的诠释”及“对儒家思想给予较为中肯的评价和批判”，大致相当于第一步；又谓其“具体分析儒家思想的价值，批评鄙薄和否定儒家思想的论点”，大致相当于第二步；又谓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思考儒学的世界价值和未来价值”，大致相当于第三步。〔3〕温文是“同时态”列举，没有以“历时态”排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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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已注意到“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前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问题，也就是注意到了梁氏从第一步向第二步的转变，并论及了第二步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未及综合三步曲而宏观考察之。黄文论此第二步说：“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从发明新道德转向宣扬王学。此一转变，一方面受日本阳明学与大和魂精神的影响，企图建构新民以追求富强，但另一方面亦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之根基。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4〕此段议论用于梁氏“儒学思想”之第二步，是很恰当的。但黄文未及论述第一步与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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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一步：“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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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氏撰成《变法通议》，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之核心命题，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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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之作为“公理”，自然没有问题；“法”之作为“公器”，则可能有歧义。因为清末所谓“法”，只是指“西法”，而非“中法”。以“法”为天下之“公器”，实际就是以“西法”为天下之“公器”，实际就是默认“西法”之“普世性”，默认“西式道路”是人类进步之唯一正确的道路。以“西法”为天下之“公器”，必然的结局就是“以西化儒”、“以西化中”，这是梁氏《变法通议》默认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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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一节，针对“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之诘难，云：“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舆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扆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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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法”为中国“所固有之物”，乃是清末的一股“时代思潮”，目标不在“学理”，而在“功效”，是说服反对者的一种“手腕”。学理上叫“西学中源”。持“西学中源”之说者，可以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或走向“以西化中”，以“西法”遍推于中国；或走向“以中化西”，阻止“西法”行于中国。梁氏此处之目标是前者，是希望假“西学中源”之名，行“以西化中”之实。既人“非西人”，则中人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名“非西名”，则中名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官“非西官”，则中官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律“非西律”，则中律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秩“非西秩”，则中秩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史“非西史”，则中史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政“非西政”，则中政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例“非西例”，则中例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制“非西制”，则中制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仪“非西仪”，则中仪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总之，既然“西法”为中国“所固有”，非为洋人“所特有”，则“西法”行于中国就不是“用彝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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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西化中”的立场，在同年撰写的《古议院考》中延续下来。此文之核心观念，就是以西式议院政治为框架，重新释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构成政治学上之典型的“以西化中”。该文自问自答云：“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问：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敢问议院于古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其在《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乎身’；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苟不由此，何以能询；苟不由此，何以能交；苟不由此，何以能见民之所好恶。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7〕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就此被“西式议院政治”完全“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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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议院考》又云：“汉制议员之职有三：一曰谏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议郎。《通典》云：谏大夫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汉旧仪云：博士，国有疑事则承问，有大事则与中二千石会议。中世以后，博士多加给事中，入中朝，备顾问，称为腹心，上所折中定疑。《汉官解诂》云：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国有大政大狱之礼，则与中二千石博士会议。夫曰多至数十人，则其数与西国同；曰不属署，不直事，则其职与西国同；国有大事乃承问会议，则其开院之例与西国同；或制书征，或大臣举，则其举人之例亦与西国略同。虽法之精密有未逮，而规模条理亦略具矣。”〔8〕既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与西国同”，则引进“西式政治”就不是“用彝变夏”，这就是梁氏的初衷。然梁氏未料及这样做所导致“学理”上之不良后果，却很严重：“中式政治”就此成为“乱码”，“西式政治”就此成为“普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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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任公又撰《说群序》，以西洋“群术”重新释读中国“三世说”：“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9〕以“独术”指称“据乱世”，以“群术”指称“太平世”，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恐怕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