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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循环论”批驳“进化论”云：“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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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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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71〕此处对“进化论”之批评与对“循环论”之维护，是继章太炎清光绪三十二年提出“俱分进化论”之后，中国学者对于“西式进化论”之又一次强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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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梁任公在东南大学又做题为《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之讲演，继续申论其“以儒化西”、“以中化西”之立场：“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徹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72〕以“中学”为药方，去救谁的精神饥荒呢？去救西洋人的精神饥荒，去救因崇洋媚外而造成之中国人的精神饥荒。故我们说梁任公此处之格式是“以儒化西”、“以中化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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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梁任公讲《儒家哲学》，既论及“儒西并尊”，亦论及“以儒化西”。“儒西并尊”之言论有：“这样说来，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徹头徹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函义实不适于中国。”〔73〕又云：“凡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欧西古今学者皆未研究，或研究的路径不一样。而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不必研究，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值得研究，但是没有研究透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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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化西”之言论有：“单用西方治哲学的方法研究儒家，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处。”〔75〕又云：“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76〕这个“儒大于西”之观察相当重要，可惜长期为学界所忽略。儒讲智、仁、勇三者，西只讲智，这还只是一方面之观察；换一个侧面，我们还会有新的收获。如“智”方面，儒讲“大智”，西讲“小智”，儒大于西；“仁”方面，儒讲“大仁”，西讲“小仁”，儒大于西；“勇”方面，儒讲“大勇”，西讲“小勇”，儒大于西。“死”论亦然，儒讲“大死”，西讲“小死”，儒大于西；儒讲“大生”，西讲“小生”，儒大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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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再放大视野，看整体之中西思想：中国儒、释、道三家，分别代表德、智、体三条路径，共趋“可久可大”之总目标；而西洋思想只以“智”而成一大系，“德”未成“家”，“体”亦未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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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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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儒学思想之第一步是“以西化儒”、“以西化中”；第二步是“儒西并尊”、“中西并尊”；第三步是“以儒化西”、“以中化西”。其中贯穿始终之“一根主线”，就是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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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梁任公之“尊中”立场并没有放弃。《变法通议·学校总论》（1896）云：“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乏也。此则可为流涕者也。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年，受教之人号称四百兆，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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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通义·学校余论》（1896）云：“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78〕“本国文化优先”，此为各国学制之“公例”，中国教育何能例外？又云：“今日欲储人才，必须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今中国而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79〕此处讲“中经西辅”，亦持“本国文化优先”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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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云：“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道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厌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80〕此处忧“中学将亡”，实即忧“中学中理”之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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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之将强》（1897）云：“西人之侮我甚矣！……吾请与国之豪杰大声疾呼于天下曰：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81〕“地运”之说云云，就是一种信念，对于自己之民族，对于“本国文化”，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否则所谓“民族复兴”，根本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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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时务学堂约》（1897）云：“呜呼！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灭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82〕妄自菲薄，“自灭其教”，是“中国学者”最错误之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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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1900）云：“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83〕关键是“来日方长”，不能以一时之得失为得失，不能以一地之成败为成败。中国败于西洋，一时一地之败也，如何能谓我中华永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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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记梁任公与其友明水先生之对话云：“明水曰：请语吾国民之所长。沧江曰：我国民能以一族数万万人，团结为一个之政治团体（即国家），巍然立于世界上者数千年。此现象在我固习焉不察，未或以为奇。然征诸外国史乘，实欲求伦比而不可得。此非有根基深厚之国民特性，不能倖致也。”〔84〕又云：“今如俗论所言，谓中国必亡。夫亡国云者，则必其见亡于他国之谓。若易姓鼎革，不足以云亡也。试问我中国人非僵卧以求人之来亡我，则谁敢亡我者？又谁能亡我者？夫使世界上仅有一国能现出一种不可思议之力以鲸吞我，尽消灭我国民性使合于彼，不听则尽薙狝之无孑遗，则中国亡矣。然兹事顾今日所可得睹耶！”〔85〕又云：“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苟国土而为人占领过半也，则犹当学拿破仑时代之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也，则犹当学十九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强国所并吞也，则犹当学蒙古时代之俄罗斯人，与夫今日之匈牙利人。夫安有以五千年之历史，四万万之子姓，而付诸一往不返者耶！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夫过此数年或十数年以后，吾侪等是不能息肩也，而艰瘁则又视今日万万矣。”〔86〕这就是“中国学者”之天职：国将亡，使其不亡；国既亡，使其复之。不管亡与不亡，“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不亡，无可以息肩也；亡，无可以息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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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篇》（1912）云：“地球开辟以来，生人恒河沙数，而以国名传于史乘者，不过千百。其他或仅成一部落之形焉，或并部落而未能至焉，彼自始无国性以为之结合也。古代泰西之马基顿帝国，中世东方之阿曼帝国、蒙古大帝国，皆甫成而旋毁。中世近世之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帝国，皆历纪而不成。即成亦同虚器，皆国性未成熟具足使然也。匈如鲜卑，金源满洲，一入中国，即全失其故俗，及纽解鼎迁，无复故墟之可依，国性不足以自树立也。希腊罗马，当其盛时，文物甲大地，一旦衰落，则同化于异族而靡孑遗。波兰昔霸欧洲，今乃分隶三国，此无他焉，本有至善美之国性而自摧弃之也。土耳其波斯，虽弱而未遽亡，其国性尚薄足以自守也。德意志积百年之力，乃能合联邦为一体，其国性具足之日，即其国家成立之日也。……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灵光岿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我先民缔造之艰也，其所以恩我子孙者如此其无极也。今也吾侪为外界所压迫所簸扇，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慄然惧也！”〔87〕近代以降，辱骂中国人之“国性”者大有人在，惟梁任公坚信中国人之“国性”“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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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举两质疑促国民之自觉》（1915）云：“昔埃及人尝建大国矣，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而其灭亡亦四五千年于兹矣。今世上虽尚有埃及国，而与古史上最有名之埃及，绝不相蒙也。（自欧战起后埃及宣告独立，实则为英之保护国而已）昔巴比伦人、亚西里亚人尝建大国矣，今除一二碑版流传纪载外，并纤毫之痕迹殆不可见也。昔希腊人曾建大国矣，（马基顿之亚历山大，希腊种也，先统一希腊，乃四征八讨，成大帝国）一英雄造之，其英雄没而其国随以裂也。昔罗马人曾建大国矣，其蕴积最深厚，其发越最光大，而非久遂裂为二，西帝先亡，东帝虽搘拄数百年，卒归于尽，今无复遗蜕也。昔大食人（阿刺伯人）尝建大国矣，其兴也至骤，其亡也至骤，今退婴故圉，不复能自存也。昔蒙古人尝建大国矣，其境土殆占亚欧非三大陆三分之二，今则惟有一二小支派，能以半主国自存于欧洲，其在亚洲者，则荡析不复成邑聚也。昔突厥人（土耳其人）尝建大国矣，今虚号虽尚存，然已日蹙百里，亡可翘足而待也。昔葡萄牙人尝建大国矣，不百年而华离破碎，今仅保其固有之片土也。就中惟波斯人所建之大国，其兴起之年代略与我相先后，今亦岿然尚存，而中间则已屡经吞灭，终未由悉光复旧物，今且与亡为邻也。最奇者则印度人，其民众之繁，其文明之盛，舍我国外，他莫与媲，而数千年来竟未闻有所谓印度国者现于此世，非群部相抟噬，则举族为人役属而已。夫有史以来，世界上之大民族大国家，尽于是矣。其辈行后于我者，若英法德俄等国，将来命运未审如何。我之先辈平辈若埃及巴比伦等，零落久尽，固无论矣。其为我之后辈而为今世诸强国之先辈者，若罗马大食突厥等，其荣华之迹，亦既一逝不复。而我独数千年屹立于此大地，冷眼以观他族之一兴一仆，而我躬依然与日月并明，与江河齐寿。此宁非历史上一大异象，而治群学者一极有兴味之疑问耶！”〔88〕把中国之“国家史”置于世界之“国家史”背景上，唯有中国有机会冷眼旁观他族之兴亡。犹如生物各有其寿，或一日为一生，或一季为一生，或一岁为一生，或多岁为一生，或无穷为一生；国家之寿亦有长短，或一世而亡，或多世而亡，或既立而不亡。纵观世界史，既立而不亡之国，似乎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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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发刊词》（1915）亦云：“吾之所以博征诸例，臚列国名者，非好为连犿泛滥之辞以熒听也。凡以证明国之不易亡，庶几吾国民外览而内省焉，毋自馁而自弃。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藉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不宁惟是，吾侪虽并力以图自亡此国，吾犹信其不能以骤致。盖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数千年神功圣德所积累，吾侪不肖，虽以毕生数十年之力斵丧之，余荫犹未尽也。”〔89〕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特质：想“自杀”还未必能成功。他族不可能亡中国；中国欲自亡，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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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1）云：“试观有史以来所记载，最初之中华民族，其领域几何？春秋号称文化全盛，而诸夏之国，周、鲁、齐、晋、宋、卫、陈、蔡、燕、许、郑，所居者今河南、山东、山西及陕西、直隶之各一部分耳，其间犹有赤狄、白狄、山戎、伊洛之戎、莱夷、淮夷、徐戎等，杂厕错处。此外则自河以西、淮以东、江以南，皆劣等民族栖息之所。若浙、闽、湘、蜀、粤、桂、滇、黔、甘、凉、辽、沈等，更不必论。盖唐宋以后迄未开化者，比比然也。其后东南渐脱蛮风，而中原已沦戎索，展转蹂躏，千余年殆无宁岁。我国民于其间，内之将国内固有之复杂诸族冶为一炉，外之以其文化薰育彼侵入之诸外族，如果蠃之负螟蛉，诏以‘似我似我’也。如是孳孳矻矻，经四五千年之岁月，然后亚细亚东陆一片大地，成为‘中华国民化’。此一片大地中，除中华民族外——国内固有民族包含在内——尚有主要民族四焉。一曰苗族，二曰羌族，三曰匈奴，四曰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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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夫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后可识，及其参天蔽日，则大厦需梁栋，舍是无择矣。我国民在世界人类史上之地位，正此类也。”〔90〕中华民族五千年“孳孳矻矻”之奋斗，竟将全球人类之四分之一抟为一体，屹立于东方而不倒，这本身就是“本国文化”对于人类之无上贡献。中国而外，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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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云：“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世界各文明国，没有哪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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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喫得彀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什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倃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觉，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彀自立的根本精神。”〔91〕自信“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自信“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种民族自信心，过去中国人是不曾丢掉的。现在中国人也不该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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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梁任公学术思想有分期，但对“本民族”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文化”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历史”之尊敬没有分期。吾人左征右引，不厌其繁，目的只在告知当今为学者，尊敬“本国文化”乃是“中国学者”起码之良知。于“本国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乃是“国际惯例”，既非保守，亦非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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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梁启超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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