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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一文，评梁任公云：“他从文化的传承性来看待儒家文化，避免了近代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纠正了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偏差，这与现代新儒家可谓异曲同工。”〔92〕台湾学者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亦云：“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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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谓任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异曲同工”，一谓任公儒学“影响到现代新儒家”，总之都强调任公与“现代新儒家”之关联与相似性。但却忽略了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任公所说之“第四步”（本文称之为“第三步”）——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94〕“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现代新儒家是有的；“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现代新儒家是有的；“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现代新儒家也是有的；唯独最后一步，现代新儒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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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以西化儒”，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儒西并尊”，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然“以儒化西”，却是梁任公所独有的。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从儒学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力争“中学”上齐于“西学”，顶多就是一个“儒西并尊”之立场，哪里有梁任公“以儒化西”之气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学不是“异曲同工”，而是“异曲异工”；也不是“影响”，而是“超越”，超越现代新儒家之视野，还“中华文明”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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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两年，梁任公讲演《儒家哲学》（1927），其中之思想也可算得是任公之“晚年定论”了。这“晚年定论”说：“为什么要研究儒家道术，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因为一派很有名学说，当然值得研究，我们从而研究之，那本不成问题。不过近来有许多新奇偏激的议论，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势力，所以一般人对于儒家哲学异常怀疑，青年脑筋中充满了一种反常的思想。如所谓‘专打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等。此种议论，原来可比得一种剧烈性的药品，……所以那些奇论，我也承认他们有相当的功用。但要知道，药到底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若因为这种议论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了。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了这种议论，而且很占些势力，所以应当格外仔细考察一回。”〔95〕梁任公一生最重要贡献之一，是阻止各种“新奇偏激”议论之大爆发，阻止各种“反常”思想之大爆发，阻止“五四”以降“全盘反传统”之大爆发。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有同样之使命感，但缺乏梁任公那样的力度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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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把评论之重心放到梁任公思想之第一步，认为其思想之最大贡献是出现在1903年“美游”前：“因为本文认为，梁启超上述戊戌时期的功劳，并非他在历史上的主要业绩。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一个论点，即：‘《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以为，主要应根据这一阶段来判定。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时间虽极短，但非常重要。……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不可抹杀，它几乎抵消了梁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因为后者在当时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比不上前者的客观积极作用。”〔96〕而这个阶段之核心，是引进“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97〕，让中国人“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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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美游”之前，属于本书所说之“第一步”，是梁任公思想中“以西化儒”、“以西化中”之阶段。李著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功劳最大，可以“抵消”其“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这意味着李著认为第二步之“儒西并尊”、“中西并尊”是不重要的，甚至是“错误和罪过”；第三步之“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更是不重要的，更是“错误和罪过”。此种评价就跟本书之评价大有不同：本书以为梁任公之思想“第三步”比“第二步”重要，“第二步”比“第一步”重要；贯穿三步之“一根主线”，始终重要。换言之，“以儒（中）化西”最重要，“儒（中）西并重”次之，“以西化儒（中）”最不重要；而贯穿三步之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则始终重要，不仅是“中国学者”之起码良心，亦是任何国学者之起码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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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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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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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克勤：《浅谈梁启超的儒学研究》，《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1期，第2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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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第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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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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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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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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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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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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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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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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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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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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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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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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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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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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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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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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