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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再放大视野，看整体之中西思想：中国儒、释、道三家，分别代表德、智、体三条路径，共趋“可久可大”之总目标；而西洋思想只以“智”而成一大系，“德”未成“家”，“体”亦未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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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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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儒学思想之第一步是“以西化儒”、“以西化中”；第二步是“儒西并尊”、“中西并尊”；第三步是“以儒化西”、“以中化西”。其中贯穿始终之“一根主线”，就是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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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梁任公之“尊中”立场并没有放弃。《变法通议·学校总论》（1896）云：“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乏也。此则可为流涕者也。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年，受教之人号称四百兆，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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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通义·学校余论》（1896）云：“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78〕“本国文化优先”，此为各国学制之“公例”，中国教育何能例外？又云：“今日欲储人才，必须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今中国而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79〕此处讲“中经西辅”，亦持“本国文化优先”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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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云：“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道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厌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80〕此处忧“中学将亡”，实即忧“中学中理”之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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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之将强》（1897）云：“西人之侮我甚矣！……吾请与国之豪杰大声疾呼于天下曰：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81〕“地运”之说云云，就是一种信念，对于自己之民族，对于“本国文化”，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否则所谓“民族复兴”，根本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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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时务学堂约》（1897）云：“呜呼！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灭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82〕妄自菲薄，“自灭其教”，是“中国学者”最错误之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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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1900）云：“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83〕关键是“来日方长”，不能以一时之得失为得失，不能以一地之成败为成败。中国败于西洋，一时一地之败也，如何能谓我中华永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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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记梁任公与其友明水先生之对话云：“明水曰：请语吾国民之所长。沧江曰：我国民能以一族数万万人，团结为一个之政治团体（即国家），巍然立于世界上者数千年。此现象在我固习焉不察，未或以为奇。然征诸外国史乘，实欲求伦比而不可得。此非有根基深厚之国民特性，不能倖致也。”〔84〕又云：“今如俗论所言，谓中国必亡。夫亡国云者，则必其见亡于他国之谓。若易姓鼎革，不足以云亡也。试问我中国人非僵卧以求人之来亡我，则谁敢亡我者？又谁能亡我者？夫使世界上仅有一国能现出一种不可思议之力以鲸吞我，尽消灭我国民性使合于彼，不听则尽薙狝之无孑遗，则中国亡矣。然兹事顾今日所可得睹耶！”〔85〕又云：“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苟国土而为人占领过半也，则犹当学拿破仑时代之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也，则犹当学十九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强国所并吞也，则犹当学蒙古时代之俄罗斯人，与夫今日之匈牙利人。夫安有以五千年之历史，四万万之子姓，而付诸一往不返者耶！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夫过此数年或十数年以后，吾侪等是不能息肩也，而艰瘁则又视今日万万矣。”〔86〕这就是“中国学者”之天职：国将亡，使其不亡；国既亡，使其复之。不管亡与不亡，“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不亡，无可以息肩也；亡，无可以息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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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篇》（1912）云：“地球开辟以来，生人恒河沙数，而以国名传于史乘者，不过千百。其他或仅成一部落之形焉，或并部落而未能至焉，彼自始无国性以为之结合也。古代泰西之马基顿帝国，中世东方之阿曼帝国、蒙古大帝国，皆甫成而旋毁。中世近世之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帝国，皆历纪而不成。即成亦同虚器，皆国性未成熟具足使然也。匈如鲜卑，金源满洲，一入中国，即全失其故俗，及纽解鼎迁，无复故墟之可依，国性不足以自树立也。希腊罗马，当其盛时，文物甲大地，一旦衰落，则同化于异族而靡孑遗。波兰昔霸欧洲，今乃分隶三国，此无他焉，本有至善美之国性而自摧弃之也。土耳其波斯，虽弱而未遽亡，其国性尚薄足以自守也。德意志积百年之力，乃能合联邦为一体，其国性具足之日，即其国家成立之日也。……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灵光岿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我先民缔造之艰也，其所以恩我子孙者如此其无极也。今也吾侪为外界所压迫所簸扇，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慄然惧也！”〔87〕近代以降，辱骂中国人之“国性”者大有人在，惟梁任公坚信中国人之“国性”“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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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举两质疑促国民之自觉》（1915）云：“昔埃及人尝建大国矣，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而其灭亡亦四五千年于兹矣。今世上虽尚有埃及国，而与古史上最有名之埃及，绝不相蒙也。（自欧战起后埃及宣告独立，实则为英之保护国而已）昔巴比伦人、亚西里亚人尝建大国矣，今除一二碑版流传纪载外，并纤毫之痕迹殆不可见也。昔希腊人曾建大国矣，（马基顿之亚历山大，希腊种也，先统一希腊，乃四征八讨，成大帝国）一英雄造之，其英雄没而其国随以裂也。昔罗马人曾建大国矣，其蕴积最深厚，其发越最光大，而非久遂裂为二，西帝先亡，东帝虽搘拄数百年，卒归于尽，今无复遗蜕也。昔大食人（阿刺伯人）尝建大国矣，其兴也至骤，其亡也至骤，今退婴故圉，不复能自存也。昔蒙古人尝建大国矣，其境土殆占亚欧非三大陆三分之二，今则惟有一二小支派，能以半主国自存于欧洲，其在亚洲者，则荡析不复成邑聚也。昔突厥人（土耳其人）尝建大国矣，今虚号虽尚存，然已日蹙百里，亡可翘足而待也。昔葡萄牙人尝建大国矣，不百年而华离破碎，今仅保其固有之片土也。就中惟波斯人所建之大国，其兴起之年代略与我相先后，今亦岿然尚存，而中间则已屡经吞灭，终未由悉光复旧物，今且与亡为邻也。最奇者则印度人，其民众之繁，其文明之盛，舍我国外，他莫与媲，而数千年来竟未闻有所谓印度国者现于此世，非群部相抟噬，则举族为人役属而已。夫有史以来，世界上之大民族大国家，尽于是矣。其辈行后于我者，若英法德俄等国，将来命运未审如何。我之先辈平辈若埃及巴比伦等，零落久尽，固无论矣。其为我之后辈而为今世诸强国之先辈者，若罗马大食突厥等，其荣华之迹，亦既一逝不复。而我独数千年屹立于此大地，冷眼以观他族之一兴一仆，而我躬依然与日月并明，与江河齐寿。此宁非历史上一大异象，而治群学者一极有兴味之疑问耶！”〔88〕把中国之“国家史”置于世界之“国家史”背景上，唯有中国有机会冷眼旁观他族之兴亡。犹如生物各有其寿，或一日为一生，或一季为一生，或一岁为一生，或多岁为一生，或无穷为一生；国家之寿亦有长短，或一世而亡，或多世而亡，或既立而不亡。纵观世界史，既立而不亡之国，似乎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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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发刊词》（1915）亦云：“吾之所以博征诸例，臚列国名者，非好为连犿泛滥之辞以熒听也。凡以证明国之不易亡，庶几吾国民外览而内省焉，毋自馁而自弃。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藉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不宁惟是，吾侪虽并力以图自亡此国，吾犹信其不能以骤致。盖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数千年神功圣德所积累，吾侪不肖，虽以毕生数十年之力斵丧之，余荫犹未尽也。”〔89〕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特质：想“自杀”还未必能成功。他族不可能亡中国；中国欲自亡，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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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1）云：“试观有史以来所记载，最初之中华民族，其领域几何？春秋号称文化全盛，而诸夏之国，周、鲁、齐、晋、宋、卫、陈、蔡、燕、许、郑，所居者今河南、山东、山西及陕西、直隶之各一部分耳，其间犹有赤狄、白狄、山戎、伊洛之戎、莱夷、淮夷、徐戎等，杂厕错处。此外则自河以西、淮以东、江以南，皆劣等民族栖息之所。若浙、闽、湘、蜀、粤、桂、滇、黔、甘、凉、辽、沈等，更不必论。盖唐宋以后迄未开化者，比比然也。其后东南渐脱蛮风，而中原已沦戎索，展转蹂躏，千余年殆无宁岁。我国民于其间，内之将国内固有之复杂诸族冶为一炉，外之以其文化薰育彼侵入之诸外族，如果蠃之负螟蛉，诏以‘似我似我’也。如是孳孳矻矻，经四五千年之岁月，然后亚细亚东陆一片大地，成为‘中华国民化’。此一片大地中，除中华民族外——国内固有民族包含在内——尚有主要民族四焉。一曰苗族，二曰羌族，三曰匈奴，四曰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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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夫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后可识，及其参天蔽日，则大厦需梁栋，舍是无择矣。我国民在世界人类史上之地位，正此类也。”〔90〕中华民族五千年“孳孳矻矻”之奋斗，竟将全球人类之四分之一抟为一体，屹立于东方而不倒，这本身就是“本国文化”对于人类之无上贡献。中国而外，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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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云：“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世界各文明国，没有哪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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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喫得彀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什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倃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觉，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彀自立的根本精神。”〔91〕自信“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自信“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种民族自信心，过去中国人是不曾丢掉的。现在中国人也不该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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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梁任公学术思想有分期，但对“本民族”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文化”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历史”之尊敬没有分期。吾人左征右引，不厌其繁，目的只在告知当今为学者，尊敬“本国文化”乃是“中国学者”起码之良知。于“本国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乃是“国际惯例”，既非保守，亦非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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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梁启超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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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一文，评梁任公云：“他从文化的传承性来看待儒家文化，避免了近代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纠正了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偏差，这与现代新儒家可谓异曲同工。”〔92〕台湾学者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亦云：“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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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谓任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异曲同工”，一谓任公儒学“影响到现代新儒家”，总之都强调任公与“现代新儒家”之关联与相似性。但却忽略了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任公所说之“第四步”（本文称之为“第三步”）——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94〕“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现代新儒家是有的；“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现代新儒家是有的；“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现代新儒家也是有的；唯独最后一步，现代新儒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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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以西化儒”，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儒西并尊”，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然“以儒化西”，却是梁任公所独有的。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从儒学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力争“中学”上齐于“西学”，顶多就是一个“儒西并尊”之立场，哪里有梁任公“以儒化西”之气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学不是“异曲同工”，而是“异曲异工”；也不是“影响”，而是“超越”，超越现代新儒家之视野，还“中华文明”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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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两年，梁任公讲演《儒家哲学》（1927），其中之思想也可算得是任公之“晚年定论”了。这“晚年定论”说：“为什么要研究儒家道术，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因为一派很有名学说，当然值得研究，我们从而研究之，那本不成问题。不过近来有许多新奇偏激的议论，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势力，所以一般人对于儒家哲学异常怀疑，青年脑筋中充满了一种反常的思想。如所谓‘专打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等。此种议论，原来可比得一种剧烈性的药品，……所以那些奇论，我也承认他们有相当的功用。但要知道，药到底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若因为这种议论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了。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了这种议论，而且很占些势力，所以应当格外仔细考察一回。”〔95〕梁任公一生最重要贡献之一，是阻止各种“新奇偏激”议论之大爆发，阻止各种“反常”思想之大爆发，阻止“五四”以降“全盘反传统”之大爆发。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有同样之使命感，但缺乏梁任公那样的力度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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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把评论之重心放到梁任公思想之第一步，认为其思想之最大贡献是出现在1903年“美游”前：“因为本文认为，梁启超上述戊戌时期的功劳，并非他在历史上的主要业绩。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一个论点，即：‘《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以为，主要应根据这一阶段来判定。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时间虽极短，但非常重要。……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不可抹杀，它几乎抵消了梁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因为后者在当时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比不上前者的客观积极作用。”〔96〕而这个阶段之核心，是引进“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97〕，让中国人“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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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美游”之前，属于本书所说之“第一步”，是梁任公思想中“以西化儒”、“以西化中”之阶段。李著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功劳最大，可以“抵消”其“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这意味着李著认为第二步之“儒西并尊”、“中西并尊”是不重要的，甚至是“错误和罪过”；第三步之“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更是不重要的，更是“错误和罪过”。此种评价就跟本书之评价大有不同：本书以为梁任公之思想“第三步”比“第二步”重要，“第二步”比“第一步”重要；贯穿三步之“一根主线”，始终重要。换言之，“以儒（中）化西”最重要，“儒（中）西并重”次之，“以西化儒（中）”最不重要；而贯穿三步之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则始终重要，不仅是“中国学者”之起码良心，亦是任何国学者之起码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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