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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77 《国性篇》(1912)云:“地球开辟以来,生人恒河沙数,而以国名传于史乘者,不过千百。其他或仅成一部落之形焉,或并部落而未能至焉,彼自始无国性以为之结合也。古代泰西之马基顿帝国,中世东方之阿曼帝国、蒙古大帝国,皆甫成而旋毁。中世近世之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帝国,皆历纪而不成。即成亦同虚器,皆国性未成熟具足使然也。匈如鲜卑,金源满洲,一入中国,即全失其故俗,及纽解鼎迁,无复故墟之可依,国性不足以自树立也。希腊罗马,当其盛时,文物甲大地,一旦衰落,则同化于异族而靡孑遗。波兰昔霸欧洲,今乃分隶三国,此无他焉,本有至善美之国性而自摧弃之也。土耳其波斯,虽弱而未遽亡,其国性尚薄足以自守也。德意志积百年之力,乃能合联邦为一体,其国性具足之日,即其国家成立之日也。……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灵光岿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我先民缔造之艰也,其所以恩我子孙者如此其无极也。今也吾侪为外界所压迫所簸扇,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慄然惧也!”〔87〕近代以降,辱骂中国人之“国性”者大有人在,惟梁任公坚信中国人之“国性”“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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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79 《敬举两质疑促国民之自觉》(1915)云:“昔埃及人尝建大国矣,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而其灭亡亦四五千年于兹矣。今世上虽尚有埃及国,而与古史上最有名之埃及,绝不相蒙也。(自欧战起后埃及宣告独立,实则为英之保护国而已)昔巴比伦人、亚西里亚人尝建大国矣,今除一二碑版流传纪载外,并纤毫之痕迹殆不可见也。昔希腊人曾建大国矣,(马基顿之亚历山大,希腊种也,先统一希腊,乃四征八讨,成大帝国)一英雄造之,其英雄没而其国随以裂也。昔罗马人曾建大国矣,其蕴积最深厚,其发越最光大,而非久遂裂为二,西帝先亡,东帝虽搘拄数百年,卒归于尽,今无复遗蜕也。昔大食人(阿刺伯人)尝建大国矣,其兴也至骤,其亡也至骤,今退婴故圉,不复能自存也。昔蒙古人尝建大国矣,其境土殆占亚欧非三大陆三分之二,今则惟有一二小支派,能以半主国自存于欧洲,其在亚洲者,则荡析不复成邑聚也。昔突厥人(土耳其人)尝建大国矣,今虚号虽尚存,然已日蹙百里,亡可翘足而待也。昔葡萄牙人尝建大国矣,不百年而华离破碎,今仅保其固有之片土也。就中惟波斯人所建之大国,其兴起之年代略与我相先后,今亦岿然尚存,而中间则已屡经吞灭,终未由悉光复旧物,今且与亡为邻也。最奇者则印度人,其民众之繁,其文明之盛,舍我国外,他莫与媲,而数千年来竟未闻有所谓印度国者现于此世,非群部相抟噬,则举族为人役属而已。夫有史以来,世界上之大民族大国家,尽于是矣。其辈行后于我者,若英法德俄等国,将来命运未审如何。我之先辈平辈若埃及巴比伦等,零落久尽,固无论矣。其为我之后辈而为今世诸强国之先辈者,若罗马大食突厥等,其荣华之迹,亦既一逝不复。而我独数千年屹立于此大地,冷眼以观他族之一兴一仆,而我躬依然与日月并明,与江河齐寿。此宁非历史上一大异象,而治群学者一极有兴味之疑问耶!”〔88〕把中国之“国家史”置于世界之“国家史”背景上,唯有中国有机会冷眼旁观他族之兴亡。犹如生物各有其寿,或一日为一生,或一季为一生,或一岁为一生,或多岁为一生,或无穷为一生;国家之寿亦有长短,或一世而亡,或多世而亡,或既立而不亡。纵观世界史,既立而不亡之国,似乎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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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81 《大中华发刊词》(1915)亦云:“吾之所以博征诸例,臚列国名者,非好为连犿泛滥之辞以熒听也。凡以证明国之不易亡,庶几吾国民外览而内省焉,毋自馁而自弃。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藉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不宁惟是,吾侪虽并力以图自亡此国,吾犹信其不能以骤致。盖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数千年神功圣德所积累,吾侪不肖,虽以毕生数十年之力斵丧之,余荫犹未尽也。”〔89〕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特质:想“自杀”还未必能成功。他族不可能亡中国;中国欲自亡,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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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83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1)云:“试观有史以来所记载,最初之中华民族,其领域几何?春秋号称文化全盛,而诸夏之国,周、鲁、齐、晋、宋、卫、陈、蔡、燕、许、郑,所居者今河南、山东、山西及陕西、直隶之各一部分耳,其间犹有赤狄、白狄、山戎、伊洛之戎、莱夷、淮夷、徐戎等,杂厕错处。此外则自河以西、淮以东、江以南,皆劣等民族栖息之所。若浙、闽、湘、蜀、粤、桂、滇、黔、甘、凉、辽、沈等,更不必论。盖唐宋以后迄未开化者,比比然也。其后东南渐脱蛮风,而中原已沦戎索,展转蹂躏,千余年殆无宁岁。我国民于其间,内之将国内固有之复杂诸族冶为一炉,外之以其文化薰育彼侵入之诸外族,如果蠃之负螟蛉,诏以‘似我似我’也。如是孳孳矻矻,经四五千年之岁月,然后亚细亚东陆一片大地,成为‘中华国民化’。此一片大地中,除中华民族外——国内固有民族包含在内——尚有主要民族四焉。一曰苗族,二曰羌族,三曰匈奴,四曰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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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85 “……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夫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后可识,及其参天蔽日,则大厦需梁栋,舍是无择矣。我国民在世界人类史上之地位,正此类也。”〔90〕中华民族五千年“孳孳矻矻”之奋斗,竟将全球人类之四分之一抟为一体,屹立于东方而不倒,这本身就是“本国文化”对于人类之无上贡献。中国而外,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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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87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云:“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世界各文明国,没有哪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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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89 “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喫得彀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什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倃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觉,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彀自立的根本精神。”〔91〕自信“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自信“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种民族自信心,过去中国人是不曾丢掉的。现在中国人也不该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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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91 总之梁任公学术思想有分期,但对“本民族”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文化”之尊敬没有分期,对“本国历史”之尊敬没有分期。吾人左征右引,不厌其繁,目的只在告知当今为学者,尊敬“本国文化”乃是“中国学者”起码之良知。于“本国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乃是“国际惯例”,既非保守,亦非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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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93 第五节 梁启超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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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95 张昭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一文,评梁任公云:“他从文化的传承性来看待儒家文化,避免了近代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纠正了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偏差,这与现代新儒家可谓异曲同工。”〔92〕台湾学者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亦云:“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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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97 一谓任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异曲同工”,一谓任公儒学“影响到现代新儒家”,总之都强调任公与“现代新儒家”之关联与相似性。但却忽略了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任公所说之“第四步”(本文称之为“第三步”)——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94〕“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现代新儒家是有的;“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现代新儒家是有的;“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现代新儒家也是有的;唯独最后一步,现代新儒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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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599 换言之,“以西化儒”,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儒西并尊”,为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家所共有;然“以儒化西”,却是梁任公所独有的。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从儒学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力争“中学”上齐于“西学”,顶多就是一个“儒西并尊”之立场,哪里有梁任公“以儒化西”之气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任公与现代新儒学不是“异曲同工”,而是“异曲异工”;也不是“影响”,而是“超越”,超越现代新儒家之视野,还“中华文明”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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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01 去世前两年,梁任公讲演《儒家哲学》(1927),其中之思想也可算得是任公之“晚年定论”了。这“晚年定论”说:“为什么要研究儒家道术,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因为一派很有名学说,当然值得研究,我们从而研究之,那本不成问题。不过近来有许多新奇偏激的议论,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势力,所以一般人对于儒家哲学异常怀疑,青年脑筋中充满了一种反常的思想。如所谓‘专打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等。此种议论,原来可比得一种剧烈性的药品,……所以那些奇论,我也承认他们有相当的功用。但要知道,药到底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若因为这种议论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了。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了这种议论,而且很占些势力,所以应当格外仔细考察一回。”〔95〕梁任公一生最重要贡献之一,是阻止各种“新奇偏激”议论之大爆发,阻止各种“反常”思想之大爆发,阻止“五四”以降“全盘反传统”之大爆发。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有同样之使命感,但缺乏梁任公那样的力度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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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03 李泽厚把评论之重心放到梁任公思想之第一步,认为其思想之最大贡献是出现在1903年“美游”前:“因为本文认为,梁启超上述戊戌时期的功劳,并非他在历史上的主要业绩。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一个论点,即:‘《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以为,主要应根据这一阶段来判定。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时间虽极短,但非常重要。……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不可抹杀,它几乎抵消了梁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因为后者在当时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比不上前者的客观积极作用。”〔96〕而这个阶段之核心,是引进“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97〕,让中国人“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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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05 1903年“美游”之前,属于本书所说之“第一步”,是梁任公思想中“以西化儒”、“以西化中”之阶段。李著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功劳最大,可以“抵消”其“一生的错误和罪过而有余”。这意味着李著认为第二步之“儒西并尊”、“中西并尊”是不重要的,甚至是“错误和罪过”;第三步之“以儒化西”、“以中化西”更是不重要的,更是“错误和罪过”。此种评价就跟本书之评价大有不同:本书以为梁任公之思想“第三步”比“第二步”重要,“第二步”比“第一步”重要;贯穿三步之“一根主线”,始终重要。换言之,“以儒(中)化西”最重要,“儒(中)西并重”次之,“以西化儒(中)”最不重要;而贯穿三步之对于“本国文化”之尊敬,则始终重要,不仅是“中国学者”之起码良心,亦是任何国学者之起码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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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07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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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09 〔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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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11 〔3〕 温克勤:《浅谈梁启超的儒学研究》,《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1期,第27—30页。
1702085612
1702085613 〔4〕 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第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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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15 〔5〕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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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17 〔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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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19 〔7〕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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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21 〔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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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23 〔9〕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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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625 〔1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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