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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以“内在关系说”释读宇宙，讲“人人不隔”，讲“人物不隔”，尤讲“物物不隔”，此套观念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原因很简单，唯“内在关系之宇宙”方为“真实之宇宙”，“外在关系之宇宙”完全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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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心论”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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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史上有所谓“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那是西洋之“特产”，完全与“中式思维”无关。就宗教学意义上说，“人类中心论”与西洋之“地球中心说”，联系在一起。西洋中世纪经院哲学与神学，就曾立足于圣经式之托勒密宇宙论，来讲“人类中心”，认为人是宇宙之中心，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世界是上帝为人而创造，是“为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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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说，西洋哲学中至少有三类命题可为“人类中心论”之代表：一类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式之“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类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式之“人为自然立法”，一类是康德式之“人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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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存在论命题，全文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凭什么可成为尺度呢？普罗泰戈拉以为是凭“感觉”，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存在，不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不存在。黑格尔称赞此命题为一“伟大的命题”。与此相类，因而同样“伟大”之命题，尚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不过它以为“我”之所凭不是“感觉”，而是“思想”。此命题告诉吾人，一切东西之存在均可怀疑，如感觉之存在、天地之存在、自己身体之存在、数学与逻辑真理性之存在等等，惟有一样东西不可怀疑，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既不可怀疑，则“我存在”就是确定无疑者。“我在”与“我思”总是一致，总是不可分割，故“我思故我在”即可作为全部哲学确实可靠之基点。由此逻辑推论，则“我”之外一切“不思”或“不能思”者之存在，就成为“可疑”者。黑格尔亦称赞此命题为“转移近代哲学兴趣之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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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自然立法”，是一知识论命题，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即是为证明此命题而作。它以为“自我”不是认识之对象，而是认识对象所以成立之理由，所以成立之先决条件；它以为没有“自我”，就没有知识，亦就没有知识之对象。此即所谓“人为自然立法”，此即所谓西人津津乐道之“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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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是一价值论命题，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所提出。核心内容有两项：宇宙中人所希望与控制之一切东西，均只是手段，唯有人是“自在之目的”；人于行动时不但应视自己为目的，且应视他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简言之，人是目的，应该而且必须；天地万物是手段，应该而且必须。康德以为此命题乃是普遍必然适用于任何道德准则之先验原则，以为此命题乃是具有绝对价值者，故名之曰“绝对命令”。感性之人也许会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欲望之主观目的与手段，但理性之人在作为目的一点上，却是一律平等者。西洋哲学家常高度评价此一命题，认为它反映了康德伦理学中“积极的人道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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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论之角度说，人是万物存在与不存在之尺度；从知识论之角度说，人是现象世界秩序之赐予者；从价值论之角度说，人是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均只是手段。此即西洋“人类中心论”之基本哲学内涵，是从哲学角度观察所得“人类中心论”之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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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反观“中式思维”，则知“中土思想”与“人类中心论”根本不能兼容，以“人类中心论”释读“中土思想”，根本不通。中土哲学家讲“人为天下最灵”，此“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最为天下贵”，此“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者天地之心”，此“心”亦完全无“中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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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正蒙·大心》之核心，是“大其心”，就是扩大心胸，放大胸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不仅没有“自我中心”之意，且是明确反对“自我中心”的：“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以我视物”，那是“西式思维”，在“西式思维”中只有“我大”，没有“天地万物之大”；“以道体物我”，那是“中式思维”，在“中式思维”中只有“道大”，只有“天地万物之大”，根本就没有“我大”，根本就没有“人大”（即“人类中心论”）。“我大”或“大于我”，那是“自我中心”，那是“小人之大”，那是狂人之呓语；“道大”或“大于道”，那是“反自我中心”，“反人类中心”，那是“君子之大”，那是“真正之大”，那是“真大”。可知张载“大心”之“心”，不仅绝非“中心”，不仅明确反对“自我中心”，且明确反对“人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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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载朱熹《尽心说》，提出“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之命题，显然亦非“人类中心论”之思维：“尽心”之目标是要突破“自我中心”，而达至“非自我中心”；“即事即物穷究其理”之目标，亦是要突破“自我中心”，而达至“非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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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哲学家专门挑出一“心”字来，反复讨论，目标就是要打破“自我中心”，进而打破“人类中心”；中土哲学家重视此“心”字，意图就在打破“自我中心”，进而打破“人类中心”。中土哲学家亦承认“自大”乃所有生命之自然倾向（一如康德认定“追问本体”乃人之自然倾向），但对于“大”之内涵，却有完全不同于西洋同行之理解。他们以为人之伟大不在以“小我”傲视“大我”，而在融“小我”到无穷无尽之“大我”中，少融少伟大，多融多伟大，完全彻底融入者则即是“大人”，即是“圣人”，完全彻底不融入者就是“小人”，就是“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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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以为人类之“大”，不在“自大”，而在“大物”；不在“大我”，而在“忘我”。此之谓“大公无私”。故陈白沙《赠彭惠安别言》讲“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治心》讲“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均明白斥责“自我中心”、“人类中心”乃“贼之言”，而非“人之言”。此亦“中式思维”对于“人”与“贼”之一基本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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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式思维”格局下，“自大”非大，“大物”乃大；“自我膨胀”非大，“自我克制”乃大；天地万物以“我”为转移非大，“我”以天地万物为转移乃大；以“大我”屈从于“小我”非大，以“小我”屈从于“大我”乃大；脱离自然非大，融入自然乃大。西洋哲学试图通过构建“自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彰显人之伟大，试图通过“自大”、“我大”彰显人之伟大；中土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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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反对“人类中心论”，倡导“道大”、“物大”，此套观念亦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因为一个“以天地万物为目的”之文明总应比一个“以天地万物为手段”之文明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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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功能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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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亦为西洋之“特产”。英国雷丁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新哲学词典》认为其有“三种不同含义”：（一）柏拉图哲学中作为物理对象之摹本的抽象实体（存在之学说）；（二）作为事物之本质属性，如“两足行走”之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三）在亚里士多德及洛克哲学中作为“名义本质”之根据或原因的“实在本质”，如洛克所谓与色、声、味、冷、热、软、硬等“第二种性质”相对应之广延、形相、数目、运动、静止等“第一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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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质主义”相关之另一概念，是“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主张真理是命题与事实一致，以事实为基础。认定词之意义虽可通过与其他词之“关系”得到解释，但其意义之终极源泉依然来自“基础”；认定“关系”背后一定有一“基础”，作为“关系”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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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原子主义”（atomism），亦与“本质主义”相关。“原子主义”认为物质由原子构成，相信物体之宏观属性取决于，且可被解释为一组基本“元素”之排列，认为物质有生灭，而“原子”无生灭。“原子主义”之表现形态有留基波、德谟克利特之“古典原子论”，十七世纪伽桑狄、波义耳、洛克之“微粒论哲学”，现代科学中之“粒子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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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绝对主义”（absolutism），亦与“本质主义”相关。此种观点在古希腊爱利亚学派，表现为把存在绝对化，以其为唯一、不生不死、永不变化，同时否定“非存在”之存在。在柏拉图哲学中，表现为把理念及关于理念之知识绝对化，视理念为“绝对存在”，为事物之“绝对本质”。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表现为视《圣经》为唯一、绝对真理，视上帝为“绝对最初存在者”（托马斯·阿奎那），视宇宙或神为“绝对极大”或“绝对本质”（库萨的尼古拉）；视宇宙或神为“绝对本原”（布鲁诺）。在笛卡尔哲学中，表现为视上帝为“绝对实体”，认为这是心灵、物质实体之依赖与基础。在斯宾诺莎哲学中，表现为视自然或神为唯一、不变之“绝对无限实体”，一切具体事物均依赖之。在牛顿哲学中，表现为视时间、空间、运动等为“绝对”，与具体即相对时空运动相对立。在莱布尼兹哲学中，表现为视上帝为绝对完满、绝对无限。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视理念为绝对，为无条件，视心灵为包含思维主体之“绝对统一”，世界为包含客观现象之“绝对统一”，上帝为包含思维全部对象所有条件之“绝对统一”。在谢林哲学中，表现为派生万物之“绝对同一”，统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无差别的同一。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讲“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绝对真理”、“绝对哲学”、“绝对唯心主义”。现代西洋哲学中出现非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但依然未放弃“绝对主义”，认为直觉可达事物之“终极本质”，穷尽“绝对真理”，认为现象学还原之方法可达“永恒不变之真理”（胡塞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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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早期走西洋哲学之“本质主义”老路，倡导所谓“逻辑原子主义”；后期幡然醒悟，走上坚决彻底背叛“本质主义”之路。其所批判之“本质主义”，就包含绝对主义、基础主义、原子主义、科学主义等。〔2〕维氏之转向，实际上是“自西向东转”，转向东方哲学，转向中土哲学：其后期倡导“反本质主义”之核心观念——“家庭相似”（family resemblance），所采纳之思维，即完全同于中土“五行配五”之格式。以中土“五行配五”，释读西洋“家族相似”，或以西洋“家族相似”，归入中土“五行配五”，将是比较哲学中一极有前景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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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本质主义”（含基础主义、原子主义、绝对主义、科学主义等）乃西洋哲学之核心，则“功能主义”（含关系主义、随性主义、职司主义、函数主义、相对主义等）即是中土哲学之核心。“本质主义”代表着“西式思维”，“功能主义”代表着“中式思维”。中土哲人只讲“职司主义”，只讲“功能主义”，不讲“基础主义”，不讲“本质主义”：他们认定天地万物各有其职司或功能，此职司或功能之背后，不存在所谓唯一、绝对、不变之“基础”；完成此职司或功能，即是天地万物各自之使命；它们完成此职司或功能，即是完成它们“自己”，即是完成西人所谓“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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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不仅是一种“职能（function）先于存在（existence）”之哲学，不仅是一种“职能决定性质（character）”之哲学，且更是一种“只讲职能不讲存在”之哲学，是一种“化存在为职能”、“化本质为关系”、“化基础为性质”之哲学。先有“视”之职能，后有“目”之存在与“目”之本质；先有“善”之职能，后有“人”之存在与“人”之本质；先有“生”之职能，后有天地万物之存在与天地万物之本质。无有某项职能，便无有某种存在；无有某种功能，便无有某种实体；无有某项关系，便无有某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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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某项职司，天地万物没有自己之“本质”，也没有存在之理由；离开某种功能，天地万物没有自己之“基础”，亦没有存在之理由。功能先于存在，职司先于实体，关系先于基础，此乃中土哲人之“共识”；功能不依赖于存在，职司不依赖于实体，关系不依赖于基础，此乃中土哲人之“共识”；可以有功能而无存在，可以有职司而无实体，可以有关系而无基础，此乃中土哲人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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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共识”，均是“西式思维”与西洋哲学之对立面，其根本理论基础，是“机体论”或“有机论”：就“人身机体”而言，耳、目不能自存，其必依“人身机体”而存；就“社会机体”而言，个人不能自存，其必依“社会机体”而存；就“宇宙机体”而言，天地万物不能自存，其必依“宇宙机体”而存。然其中“人身机体”又非为人之基础，反赖耳目行其职司而得实现；“社会机体”又非为个人之基础，反赖个人行其职司而得实现；“宇宙机体”又非为天地万物之基础，反赖天地万物行其职司而得实现。在“人身机体”中，耳、目又各为独立机体；在“社会机体”中，个人又各为独立机体；在“宇宙机体”中，天地万物又各为独立机体。此即中土功能主义之人生观、功能主义之社会观、功能主义之宇宙观，它已完全突破西洋“本质主义”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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