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5956
1702085957
以上经验论与唯理论两派意见，至I. 康德而得折衷：他以“先天综合判断”中之“先天”来解决普遍必然性问题，以“先天综合判断”中之“综合”来解决“增新内容”问题。但“先天综合判断”所用工具，依然只是“知性范畴”，只适用于诠释数学与自然科学；还不是“理性”之理念，不能适之于形而上学。他所谓“未来形而上学”，是起步于“知识”终结之地，亦即“先天综合判断”覆盖圈之外。
1702085958
1702085959
在此问题上，中土哲人之“大知”思想，已避开“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之两难：中土哲人采用之逻辑形式，是“推类”。“推类”即是以“类”为基础展开推论，原则是“类同则理同”。如“人类”，所有人属同一“类”，故遵循同一“理”。放大之，人与其他动物合为一类，名曰“动物”，所有“动物”遵循同一“理”。再放大之，人与其他动物与植物合为一类，名曰“生物”，所有“生物”遵循同一“理”。又放大之，人、生物、非生物合为一“类”，名曰“物”，所有“物”遵循同一“理”。中土哲人所谓“类”之外延，可以无限放大，以至涵盖“天地万物”。这样无限大之一“类”，中土哲人称为“大同”或“毕同”，就是认定天地万物同属一“类”，如此则当然主张天地万物共循一“理”。
1702085960
1702085961
此种推论形式在逻辑上，不同于西洋之“类比推理”，“在形式上具有类比推理的特征，在内容上则更具有演绎推理的性质，是一种中国古代文化所固有的综合推理形式”。〔10〕中土哲人依赖“推类”而获得知识之普遍必然性，乃是更大视野、更高层次之“知识论”。相比于西洋哲人局限于“人”，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之“知识论”，中土哲人之“大知”思想，之“推类逻辑”，即是超越“西式知识论”之一种“大知识论”。
1702085962
1702085963
讲“大知”，乃是中土哲人各家各派之“共识”。《荀子·解蔽》以“知”与“智”区分小知与大知，讲“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认为小知之特点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张载《正蒙·大心》以“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区分小知与大知，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局限于一时一地之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是打通或超越一时一地之知。“大知”之特点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这与西洋哲人追求“合内外于耳目”有根本之不同。
1702085964
1702085965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以“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区分小知与大知，认为小知之特点是“物交物则知之”，大知之特点是“不假闻见”，小知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大知则是“脱然自有贯通处”。
1702085966
1702085967
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章》也讲“豁然贯通”，“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豁然贯通”之知，即是“大知”，即是“即众物而求公理”之知，即是打通天人物我之隔阂之知。此种知识论之目标，是“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乎其极”就是要求以“宇宙背景”讲人类之知，而不是撇开“宇宙背景”，局限于人而讲知。把知识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察，即是所谓“大知识论”。
1702085968
1702085969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指责道家为“反智”、“反知”〔11〕，殊不知道家所反只是“小知”，并非“大知”。不仅不反“大知”，还始终以“大知”为追求。老子讲“使民无知”，是无“小知”；讲“绝圣弃知”，是弃“小知”；讲“民多智慧”，是多“小智”、“小慧”。老子明明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怎么是“反知”呢？明明讲“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怎么是“反知”呢？
1702085970
1702085971
至于庄子，《庄子·逍遥游》明明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论，《庄子·则阳》明明有“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之论，《庄子·秋水》又有“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论，《庄子·知北游》更有“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等论，属于“小知”者，是“知之所知”、“人之所知”、“知”等；属于“大知”者，是“知之所不知”、“其所不知”、“不知”等。
1702085972
1702085973
《庄子·大宗师》讲“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所追求者，是“真知”，是“大知”；纵令他“反知”，所反者，亦只是“小知”，只是“一偏之知”。《庄子·庚桑楚》讲“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知识之最高境界是“大知”，是“小知”之外之“知”，亦即张载所谓“合内外于耳目之外”之知。
1702085974
1702085975
至于黄老学派，《経法·大分》讲“贱财而贵有知”、“贱身而贵有道”，不可认定其为“反知”言论；《十大经·成法》讲“操正以正奇，推一以知多，除民之所害，而寺（持）民之所宜”，亦不应判其为“反知”。
1702085976
1702085977
余英时又指责法家为“反知”，殊不知法家同样只反“小知”。《韩非子》书中“民智”、“民知”就只是“小智”、“小知”之代名词，其特点是“犹婴儿之心”，是《韩非子·显学》所谓“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只看到一时一地之得失，看不到大局，看不到长远，此即“民知”，此即“小知”。基此韩非才说“民知之不可用”、“民知之不足师用”、“民智之不足用”。“小知”不足以治世，故《韩非子·显学》要求“大知”，要“求圣通之士”。
1702085978
1702085979
《韩非子·主道》讲“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集所有聪明才智为君所用，强调集思广益，怎能说是“反知”？“不穷于智”，就是“大智”。《韩非子·主道》所谓“不智而为智正”，即是以“大智”去指导“小智”。
1702085980
1702085981
《商君书》也追求“大知”，《农战》及《靳令》诸篇，均讲“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又讲“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绝非“反知”言论，而是求“大知”之论。
1702085982
1702085983
总之中土哲人区分“小知”与“大知”，有清晰之脉络在，不容吾人否定。至于其意义，则可有不同释读。相对于“西式科学”而观，数、理、化等具体科学，均属“小知”；打通数、理、化等具体科学之隔阂，将它们该合贯通，才算“大知”。西洋近代以降速成之“科学”，在“中式思维”框架下，均只是“小知”、“小学”。“大知”、“大学”所求者，是通行于天界、地界、人界、神界之“公理”，而非局限于一领域、一层次、一时段之“私理”。化学之“理”要和数学、物理学之“理”通，经济学之“理”要和社会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种学等之“理”通。通就是“大”，不通就是“小”。中土哲人始终讲“大知”，始终以“打通”为职志，以“打通”为终极诉求，故为“大”；西洋哲人一致用力于脱开“宇宙背景”而论知识，故为“小”。
1702085984
1702085985
但西洋学问之全体，在西元20世纪后期出现“东转”之势，“知识论”亦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大科学”运动在西洋出现，即是一明证。“大科学”运动试图超越各门具体科学，而求得一更广大之综合。如地理学，原只以“客观的”地球表层为研究对象，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实际是把“客观的”地球表层从一开放、极复杂之超大系统中剥离出来，进行“孤立”研究。此为传统地理学，即“小地理学”之通常做法。“大地理学”则反之，要将“客观的”地球表层置回此超大系统中，进行综合研究，故名“综合地理学”、“统一地理学”、“大地理学”。最终构成一种涵盖环境科学、生态科学、行为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景观科学、历史学、文化学、地理思想史、发展战略学等等具体科学之超巨“大科学”。〔12〕
1702085986
1702085987
宇宙是一有机整体，“西式科学”之做法是将对象从此整体中剥离出来进行“个别研究”，“中式科学”之做法则相反，是把对象“置回”到此整体中进行“综合研究”。“易学”是这样一种科学，“易学”指导下之“中医”亦是这样一种科学。以“易学”、“中医”等为代表之“中式科学”，把天地万物看成一活的有机整体，一综合性之自组织系统，一对称、协调、契合之秩序链，此链条上任一环节之脱落，均会引起全系统之全面震荡与整体损坏，影响全局而非局部，并最终危害人类之生存。
1702085988
1702085989
“《周易》理论把天、地、人看成是自然界一个整体、一个综合性的自组织系统，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均包含在该系统中，它用一套独特的象、数、理思维方法来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所以现代科学领域内一些重要难题的解决在思维方法上不同程度地与《周易》理论就有着奇妙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具有整体观、动态观、结构层次观和相互联系观等方面特点的《周易》理论的大科学观的一种表现或在更高阶段的复归。”〔13〕
1702085990
1702085991
西洋“大科学”运动追求（一）整体优先，视各部门、各学科为不可分割、具内在联系之有机整体〔14〕，（二）概念之外延最大化，构成所谓“泛概念思潮”〔15〕，（三）科学之“非纯粹化”与“非中立化”，反对“为知识而知识”〔16〕。此几项追求，刚好即是中土哲人自始以来所追求者。
1702085992
1702085993
中土“大知”思想，其基本思路正好就是围绕整体优先、概念泛化、反对“为知识而知识”而展开。西洋20世纪后期出现之“大科学”运动，不过是向中土历史悠久之“大知”思想的某种回归。换言之，理解西洋“大科学”时代之各种观念，中土“大知”思想乃是最好背景与平台。
1702085994
1702085995
西洋与中土诸多学者，常指责中土“无知识论”，指责中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之传统”；自西洋“大科学”运动出，此两项指责均成“妄论”。第一项指责是以西洋“小知识论”为唯一正确之知识论，不明白中土几千年来已有一个“大知识论”传统，不明白西洋思想也在朝着这个“大知识论”方向“东转”；第二项指责是以西洋“为知识而知识”之做法为唯一正确之思想方向，不了解中土哲人所以不愿“为知识而知识”之内因，不了解西洋哲人也已开始反思“为知识而知识”之狭隘性与不可能性。
1702085996
1702085997
“中式思维”倡导“大知识论”，始终紧扣“宇宙背景”而论知识，不把对象“剥离”超巨系统进行“个别研究”，把对象“置回”超巨系统进行“综合研究”，追求开放系统中之“非纯粹知识”，主张糅合政治、社会、文化等，反对“为知识而知识”。此套观念不仅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而且有可能引领人类思想之方向。
1702085998
1702085999
第六节 “大义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1702086000
1702086001
就“问答体系”而言，柏拉图为西洋哲人创发一种可名曰“直路答”之“问答体系”，目标是在各种各样孝之背后，找到“孝本身”，在各种各样“仁”之背后，找到“仁本身”，在各种各样“政”之背后，找到“政本身”，等等。且看《柏拉图对话集》所载苏格拉底与欧提德谟斯一段有关“善”之问答——
1702086002
1702086003
欧：请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善行？
1702086004
1702086005
苏：盗窃、欺骗、卖人为奴，这几种行为是善还是恶？
[
上一页 ]
[ :1.7020859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