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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照你所言，盗窃朋友是恶。但若你朋友打算自杀，你盗窃其自杀工具，是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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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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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说欺骗朋友是恶，可战时统帅为鼓舞士气而欺骗士兵说：“援军将到！”但其实并无援军，此种欺骗是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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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这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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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件，同一行为，对不同之人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对同一类人（如朋友）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对同一个人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可知善或恶，乃完全是“境遇主义”者。中土哲人与西洋哲人均承认此种“境遇主义”之存在，然对于“境遇主义”地位之判定，却根本不同：中土哲人以为只存在此种“境遇主义”之善或恶，此种善或恶，就是唯一真实之善或恶；西洋哲人如苏格拉底，则认为此种具体、有条件之善，乃是不真实者，唯有“一般的善”方为真正之善，唯有关于永恒不变、普遍之“善”之知识，方为唯一之“真知”。在“境遇主义的善”之背后，找到“永恒不变的善”，乃是西洋哲人之一项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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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柏拉图《美诺篇》所载苏格拉底与美诺一段有关“美德”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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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勇敢、节制、智慧和豪爽都是美德，别的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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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是的，美诺，这里我们又一次陷于同样情形：在寻求一种美德时，我们找到了许多美德，虽然和以前不是同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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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呀，苏格拉底，我现在甚至也还不能照你的意思发现一个对于美德的共同概念，一如发现其他东西的共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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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别惊讶，我将设法接近此种概念，要是我能够。因为你知道一切事物，均有一个共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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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一切事物中之“共同概念”，即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给西洋哲人规定之任务，如在各种不同的“孝”之背后，找到“孝本身”等等。而这恰好是中土哲人不从事，亦不愿从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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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斐多篇》载有一段苏格拉底与克贝有关“某本身”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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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让我来告诉你，我所研究出来的那种原因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得回到我们大家喜欢谈论的那些话题上，作为出发点：假定有诸如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等等之类的东西存在。若你同意此点，则我相信我能给你说明此中原因是什么，并证明灵魂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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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请你继续说吧！我同意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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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好。不过我还要看一看你能否同意我的下一步看法：假如美本身之外还有其他美的东西存在，它们所以是美的，只能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本身。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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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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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那么大的东西之所以大，更大的东西之所以更大，乃是由于大本身。小的东西之所以小，乃是由于小本身。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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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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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满篇所载，均是此种寻找“某本身”之问答。此为一种典型之“直路答”，且是撇开“境遇”之“绝对主义的直路答”。问答之目标，是要到个别背后找到“一般”，并以“一般”为真，个别为假；到万象背后找到“本身”，并以“本身”为真，万象为假。此方法在苏格拉底名曰“问答法”，在柏拉图名曰“辩证法”。“辩证法”原本即是一门找寻“一般”与“本身”、找寻现象背后之“本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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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不设定“本体”之存在，因而也就没有此类“绝对主义的直路答”。“直路答”有，然“直路答”依然是“境遇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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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四人四次问“孝”，孔子均采用“直路答”之方式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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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子路》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六人六次问“仁”，孔子亦均采用“直路答”之方式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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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又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五人六次问“政”，孔子同样均采用“直路答”之方式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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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问题，每次均“直路答”，每次回答之内容却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此在“西洋形式逻辑”看来，是不能允许者：“孝”只能有一个“定义”，任何情境下只应有同一答案；“仁”只能有一个“定义”，任何情境下只应有同一答案：“政”只能有一个“定义”，任何情境下只应有同一答案。所谓“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之三大“逻辑规律”，均不允许“同问异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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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同问异答”，却正是“中式思维”之根本特质所在。此种“同问异答”，不仅已包含上述“境遇主义的直路答”，还已包含“不答”与“绕路答”两种“问答体系”：儒家重点创发出“直路答”，道家重点创发出“不答”，释家（尤其禅宗）重点创发出“绕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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