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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人生论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和科学的。陈独秀这一新人生论虽然还未成一系统的理论，但其人生论的框架已经形成，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是理性、乐观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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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将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因此他的新人生论便可称之为青春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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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由自然的春天思考着人生的青春之意义。春天“春日载阳，东风解冻”，春日有“清和明媚之象”，“百卉昭苏”，春天给人们带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1)人生的青春则体现了“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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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使命或责任就是要“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3)实现自我与民族拯救就必须发扬青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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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认为，青春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个体的青春进程；一是指宇宙的无尽青春。在这两重含义中，李尤重后者。个体的青春只有通过与宇宙无尽之青春相结合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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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真正的快乐是青春的快乐，是发扬进取的精神，在人生的战场上拼搏、奋斗，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尽的青春之中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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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责任，“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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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相对是老辈，“老辈之灵明，蔽翳了经验，……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5)李大钊认为老辈的文明已经不合时代潮流，是过时的属于坟墓中的东西，所以必须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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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认为，今日中国仍然是老辈文明为主的国家，而具有青春精神的青年十分罕见。李大钊认为，中国所以落后挨打，不是因为“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被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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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的无青年无新人，是说青年人虽有，但却“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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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所代表的旧文化，已成为昨日黄花，与新的青春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本没有力量与新的思想相抗衡。然而，由于青年软弱，使得它们似能称霸一时。因此，李大钊号召青年们要发扬奋斗进取的青年精神，与老辈宣战，与老辈格斗，“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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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坚信在新与旧的斗争中，青年正是进步法则的体现者。任何压制青年的力量，都是阻碍进化的保守势力，必须彻底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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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青春人生观的核心部分就是要实现“青春中华之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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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提出创造青春中华这一目标，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华已不是青春期的、而是白首之中华。李认为，中华民族自黄帝以降，已有四千八百年，其青春期在周代，至今日，中华民族已是白首之民族，白首之民族就是衰亡之民族，与青春民族相遇，必败无疑。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在白首民族之苟活，而在青春中华之再造。要发扬回春之力，“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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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华民族既已是白首民族，那么创造青春中华的可能性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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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9)他又说：“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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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这一看法实在是以进化论和循环论的结合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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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看法，青春之中华诞孕于白首中华之中。这样的白首民族，亡之不惜，青年的任务在于孕育青春中国之再造，而不在于为白首中国之不死而呼号。白首中华为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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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新人生论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乐观的、革命的人生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左右着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的世界观或价值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他们的人生论仍然具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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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们的人生论是以西学为其基础，为其内容的，特别是受了当时在国内盛行的进化论思潮的支配。他们所理解的进化论的基本看法是，后来者居上，年轻人一定要胜过老年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口号依然可以用来诠释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人生论的基调。于是，他们的结论也就是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全盘否定传统的人生论。这一基本看法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领袖人物都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予在年轻人身上。所以陈独秀《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就是专为青年而创设的，他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及《新青年》所登载的文章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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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李大钊的人生论思想也是专为青年的，所以他命名自己的思想为“青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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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领袖人物们认为老辈的文明已经不合时代潮流，是过时的属于坟墓中的东西，所以必须打破。只有彻底打破传统的旧的东西，新的人生论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潮流，并进而引领中国逐渐走向独立、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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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都着意排斥中国传统的人生论思想。用陈独秀的话讲就是“存其一，必废其一”。用李大钊的话讲则是“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在他们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不仅陈独秀、李大钊如此，细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其他人物如胡适、鲁迅等人也都基本持守这样的思想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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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这样的思想立场自有其复杂的原因。首先，西方社会自十八九世纪以来已逐渐走上以社会化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民主、法制、科学、人权等不仅已深入人心，且已制度化。返观当时的中国仍处于传统的家庭生产模式之中，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大众尚不知民主、法制、科学、人权等究竟为何物。其次，西方假借强权侵占、掠夺中国。1840年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连年的对外战争中国均以惨败告终，割地赔款，国家主权逐渐沦丧，遂使中国社会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复次，国内政局动荡，自戊戌变法后，在政体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维持传统的帝制，还是走君主立宪或者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推翻了传统的皇权统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共和体制不久即遭遇颠覆。短短的民主共和之后即是两次短暂的帝制复辟运动。再有，自从西方各家各派思想涌进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固有的文化核心或价值系统逐渐崩溃，中国因此缺乏了必要的精神支柱，丧失了精神家园。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共识在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核心不在于他们的物质文明，而在于他们的价值系统或所谓的人生论。因此结论就是我们向西方文化学习，首要的就是学习他们的包括民主、人权、科学在内的人生论。这种人生论对于中国来讲是新的，所以他们称之为新人生论。要引进、介绍、确立这种新的人生论，在他们看来，当然就要反对中国传统的人生论。同时，我们也同样明白地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后来者居上，凡是后来的均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凡是历史上固有的都是落后的，是倒退的，需要全面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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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新青年》等杂志提出、介绍和宣传的这种新人生论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闪亮点。人们感到似乎在这样的新人生论的指引下，中国终究会走向独立、繁荣和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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