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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辟帝制的荒唐丑陋的闹剧，自然会引起全国上下的愤怒反抗和激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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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保皇派的活动并不因此收敛。早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九条中列了这样一个条目“孔子教义应为国民教育养性之基础”。1916年秋，国会在北京开会时，此一条目成了会议辩论的焦点。由于袁世凯彼时已经去世，很多议员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坚决反对将此一条目列入宪法之中。康有为对此深感不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当即给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写了一封公开信，再次提议要将孔教定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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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言论，陈独秀马上做出激烈的反应，在1916年10月1日刊出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予以批驳，坚决反对奉孔教为国教。他指出在西方宗教已由隆盛逐渐衰微，教会仪式“尤所蔑视”，中国人本不重宗教，孔子的思想“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所以康有为妄图奉孔教为国教是“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凿孔栽须者矣’”！他并且认为，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根本是行不通的。中国本无统一之信仰，除孔教外，尚有佛、道、耶、回之信仰，康有为奉孔教为国教，势必排斥上述各家信仰。陈独秀又进一步陈列国内大众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种种事实以驳斥康有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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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紧随其后，于1917年1月30日的《甲寅》日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李大钊认为，孔子与宪法之间本来毫不相关，所以将孔子立于宪法为“怪诞之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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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列举以下理由以说明自己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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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而“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这样的宪法是孔子的纪念碑，孔子的墓志铭，而不是真正的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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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所以，将孔子立于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也，宪法将不是解放人权之宪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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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孔子只是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的圣人，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不问其信仰，不问其民族的共同信条。所以，将孔子立于宪法，此宪法将为一部分人之宪法，非国民全体之宪法；此为孔教徒之宪法，而不是国民全体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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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孔子的思想表述不是很清楚明确，是所谓“含混无界之辞也”。而宪法就不一样了，必须一文一字均有极明确清楚之意义，有“极强之效力者”。所以，将孔子之道立于宪法，不能普及于全国。将使人得不到确切的条文而遵循之。这样宪法也就自己失其效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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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判主要是从礼仪制度、习俗等方面入手，政治性较强，主要还不是学理方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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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虽然强烈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但他还是肯定了孔子在封建社会中的中枢作用，而全盘否定了孔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孔子或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仍是一个热烈讨论着的问题。李大钊激烈地否定传统，是在当时切实地感觉到了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压制人的独立自由民主的局面，所以矫枉必须过正，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对儒家的学说作公正、全面、深入的学理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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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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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青年》发表最早的反孔文章是易白沙撰写的《孔子平议》。此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15日），下篇刊于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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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白沙认为，当春秋之世，孔子代表的儒学虽为当时显学，也只不过是九家中的一家，诸子中的一子而已。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也遭此厄运。但汉高祖刘邦却震慑于儒家之威，且鉴于秦始皇之覆辙，不再敢肆意溺乳冠，乃改弦更张开始祀孔子以太牢。汉武帝时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此后历史上尊孔越演越烈。于是“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越见退落”。易白沙指出，此种尊孔为“滑稽之尊孔也”。孔子只是此类尊孔活动的傀儡，被后世的野心家所利用。孔子不得复生，所以不能对此负责。但孔子本人仍有其不得推脱之责任。为什么呢？易白沙接着揭秘孔子为何被后世野心家利用的以下诸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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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孔子尊君权，漫无节制，易演变为君主专制主义。所以中国言君权者，设有两种限制的力量，一是天，另一个就是法。墨家主张前者，法家则倡言后者。但孔子的君权论没有任何限制，君就是天，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又儒家言人治，不言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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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所以容易演变成思想专制。易白沙指出，受诸子思想的影响，孔子弟子不免有所疑问，时有问难。然“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对于此点易白沙更举少正卯例子而批判孔子。少正卯曾讲学于鲁，孔子之门，曾三盈三虚，惟有颜回不去。孔子甚感威严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仅七天，就利用自己的权势诛杀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惶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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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孔子思想表述不明确，易为人所利用。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愈就指出了孔子思想的此一特点，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其原因在于，“孔子讲学没有绝对之主张”，所以其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儒家思想明明与道家思想背趣，但孔子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孔子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如此等等。通过上述诸端，易白沙确认，孔子“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后世暴君皆口于救国保民，侮辱天下名节，皆持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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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儒家以道干政，不为当时君主所用。如此，孔子所谓的“禄在其中”的说道也就失去效用，忧贫生活也就在所难免。由于儒生既不屑耦耕，又不能捆屐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故儒家生机，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也就惶惶不可终日。困于生计，儒生不得不落入民贼之牢笼。“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如因为尊叔孙通为圣人，“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于是，易白沙批判道：“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以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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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中，易白沙是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本身的缺点出发，指出儒家思想所以为历代野心家利用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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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议》下篇则从中国古代学术及当时世界学术潮流论说，以孔子和儒家来统一古之文明，那么各家各派必将群起反对。如以孔子思想来网罗现代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孔子和儒学所以不能够统一学术，是因为各家各派思想各有自己的系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纲领。所以，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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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白沙看来，孔子不可称为素王，是因为他的真正意愿是成为“真王”。孔子弟子包括孔子本人，及以后的孟子、荀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不但如此，孔子及儒家还具有革命思想，且频频参与谋乱之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革命思想和参与谋乱是公开的，因为“孔子的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儒家不需假借什么。因为他们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后世民贼利用孔子是有悖于孔子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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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白沙的批孔主要仍然是局限在中国传统思想之内，从孔子及儒家思想，从儒家思想与其他各派思想流派之间的异同出发，认为儒家思想不可能，也不应该定于一尊、一统天下。他也指出了，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缺点也使儒家思想频频为历代帝王所利用。从他的批孔中很难看出西方思想对批孔活动的深厚的影响，还尚未能将西方的人生论思想自觉地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所以他的批孔模式仍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批孔活动的历史延续。这就使他的批孔活动在当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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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文章却引起了四川一位学者吴虞的重视，后者将易白沙视为“同调”，从而激发起了他自己对孔子及儒家思想传统的更为激烈，更为深入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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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学者吴虞因为读了《新青年》上易白沙的文章而于1916年12月3日写信给陈独秀。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对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统的强烈的批判性立场。他在信中说道：“读贵报《孔子平议》，谓自王充、李卓吾数君外，多抱孔子万能思想。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斯、穆勒·约翰、斯宾塞、久保田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来，粗有所见。拙撰《辛亥杂诗》（见《甲寅》七期）、《李卓吾别传》（见《进步》九卷三、四期），略有发挥。此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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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读吴虞来信后，陈独秀回信称吴虞为“蜀中名宿”，并希望吴虞能够将其批儒的文章“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对于吴虞的观点，陈独秀深表赞同，他申说道：“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赞仰弗及，我劳如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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