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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却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的母体中也产生出了某种程度的私有经济。但是奇怪的是，这种私有经济却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从根本上摧垮家族制度的程度。这就表明了，在中国古代，家族经济极大地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过于强大，使中国古代历史并未走上一条从家族制度到私有经济再到国家、由国家从根本上代替家族的道路，而是由家族过渡到国家，或者说家族完全进入了国家政权机构之中。因此，国家和家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识地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家族制度即分封亲戚和同姓等方法来为自己的国家政权服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国家制度非但没有代替家族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家族制度反而因国家制度而得到极大的加强。于是，国家制度加强了家族制度，而家族制度反过来也巩固了国家制度。这样，家主高居政坛之上，家即国，国即家，家国同构，二者融为一体，和谐并存。由于是由家族而进入国家，所以家族关系的宗法血缘关系因此进入了国家制度之中。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带有宗法血缘的特性。所谓的宗法制就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大、小宗之间的统辖隶属关系，并以宗族形式管理、统辖族人。孔子所向往的周礼实质上就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和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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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虽然家族制度势力强大，但是私有经济毕竟还存在着，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实际上对于家族制度有着强烈的冲击，杨墨的批孔就是对儒家所代表的家族制度的挑战。魏晋以迄隋唐间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实质上也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至于晚明以降，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着更大的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的全面入侵，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二千年来未见的大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使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器物不如人，随后国人认识清楚不但自己的器物不如人，即便我们的行政制度也同样不如人，所以需要进行变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这场革命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落后的，需要以西方的民主宪政取而代之。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使人民进一步认清我们的人生论也有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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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孔子的思想中，虽然维护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是其主导的方面，但是孔子毕竟还有企图突破宗法关系束缚的思想倾向。然而在儒家思想传统的后期发展中，君臣、夫子、夫妇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绝对片面的关系。汉代的董仲舒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如果说原始儒家反反复复强调的君臣、夫子、夫妇还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那么到了汉儒手中原始儒家的君臣夫子夫妇大义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就已经蜕变成了适合封建中央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原始儒家思想与汉儒的思想之间固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而此种天然联系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其先天的纽带的。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毋庸讳言，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就是与此种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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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此种社会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儒家思想却没有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此种历史变迁。晚明以来，尤其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晚明以来虽有猛烈批判儒家思想传统的思想者，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仍然固守有失调整的儒家思想而不变。社会的思想精英却也不重视思想的创新而沉迷于考证训诂音韵之学，认为这才是学问的根本。此种学术思潮一直延续到清末，遂形成中国社会的思想贫血症，而近五百年来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西方思想强借其暴力手段汹涌而至时我们竟然全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于以儒家思想为其基础而形成的整套社会制度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顿时全盘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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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宗法国家的稳定存在主要依赖于如下的几大要素：政治名义上的统一、土地的国有化、劳动者的安于纲常名教、安土重迁。然而在春秋战国之间，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土地私有化也在加剧，劳动者也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土地。此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批判。于是，家族本位转变为家庭本位。宗法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战国之后出现了官僚制的政治结构。虽然如此，宗法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官僚制的社会基础仍然顽强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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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明朝以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儒家思想却缺乏有针对性的应对。由于儒家思想没有能够做出及时的调整，遂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不堪一击，乃至于一蹶而不振，直至现在仍然找不到应对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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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的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一两个先觉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儒家思想在明代以来有失调整而形成的结果，至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则是外在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绝对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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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冲击下，儒家思想失于一时之应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儒家思想如何现代化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似乎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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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儒家思想赖以生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毫无作用。城市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完全代替了乡村。而且产业革命率先在城市实现之后已经更大规模地流向农村。产业革命与城市化的结合已经彻底地瓦解了历史上所谓的家族的或家庭的制度，宗法血缘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社会作用。城市化和产业革命使大量人口冲破了安土重迁的社会习俗而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或城郊。政治统一的合法性也不再诉诸于那套陈旧的纲常名教，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和程序的合法性。领导者治理国家虽然要求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应该如何严格地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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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描述的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的变迁清楚地表明儒家思想传统已经完全地失掉了她曾经拥有过的丰厚的社会土壤。儒家思想传统曾经主导过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因为庞大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支撑了这一思想传统。而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或家庭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左右社会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该如何去应对呢？现在的“国学热”引导不少人热衷于儒家经典的阅读与背诵，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如果不能够真正给儒家思想接上现代的土壤，那么儒家经典的命运也只不过永远停留在经典之中，而决计不可能走进现代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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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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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大钊：《青春》，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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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大钊：《青春》，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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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大钊：《青春》，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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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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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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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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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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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大钊：《青春》，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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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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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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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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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4—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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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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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虞：《致陈独秀》，《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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