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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操纵的。一问一答是事，所以生活就是由这一问一答的事的相续。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所以他又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23)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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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在我们面前，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相对待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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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而奋斗就是应付环境。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他说：“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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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你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在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求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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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理解，他区别了中西印文化的路向为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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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此要解决一个到底什么是西方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从明末以来一直在考虑。但对于什么是西方化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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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年间，人们只看到西洋大炮、铁甲、声、光、电、化的奇妙，所以，兴起了洋务运动，这时候人们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而来，却有它们的来源。梁认为，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他认为，有了西方的根本文化，才能产生西洋的大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文化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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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站，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开始意识到，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东西。于是大家逐渐意识到政治制度上面，遂有立宪论和革命论两派。梁认为，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不是中国固有的制度，所以它们不能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生根，中国人不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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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政治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提出伦理的觉悟为最根本的觉悟，这也就是说思想之改革较政治变革更为根本，于是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里提出了科学与人权，认为这两样东西才算是西方文化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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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很赞同陈独秀的看法的，指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皆不能自外的”。同时他也承认西方文化无论在精神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命方面和物质生命方面，都要远远地超过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意把西方文化归结为民主与科学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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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一步的思考却使他认为，对西方文化这一认识仍有两个很重要的不称心的东西，即：第一，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特色。第二，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彼此间有无相属关系，把它们算作一个精神成不成呢？梁认为，不能这样做。但是如果在表述西方文化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标举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那么梁漱溟则对西方文化这样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梁漱溟自觉到，他的任务是要在科学与民主背后去寻找这两样东西的共同一本的源泉。他指出，只有得到这样的源泉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我们的考究也才可以说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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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在讨论西方文化时，要求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归缩到一句两句话，把它表示出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于我们的心目中，才算是将我们的问题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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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我们只要求这家文化的根本的意欲。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民族满足意欲的方式的不同就是很显然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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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文化的这一看法，梁漱溟认为生活的样法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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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采取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的本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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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走两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由意欲的调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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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第三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梁认为，这种路向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本性是向前要求，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主义态度都归于这种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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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路向是向前的要求。第二种路向是对于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转身向后去，取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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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是“向前要求”的文化，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异彩”都可归到这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是指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的结果；科学的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又是向前克服对东西的态度，取怀疑态度来推测种种可疑的观念与信仰；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而得到的，这又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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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所以“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所以有的征服自然的科学异彩的“一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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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论也就是：“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运、摹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但是四五十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总少提到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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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得到民主与科学，而我们却得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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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以前，也有人考察过这个问题，如梁讨论了西方、日本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谓欧洲地理形势适宜了人们控制自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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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况的变迁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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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区别了意识与精神，认为意识是很没有力量的。而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他承认唯物史观谓意识是被决定而无力决定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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