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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梁漱溟的批评虽然刻薄，但却也看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要害。他的意思是说，印度文化并不都是翻身向后谋求生活的，也有相当的人是极端的向前奋斗拼命的；中国人也不都是调和持中的，也有不少人在享受着短促的人生。就是说，梁漱溟的三路向说没有看清各个不同民族文化所走的路是不能笼统地来看的。梁漱溟当然是读了胡适的“语近刻薄，颇失雅度”的批评，但他毕竟是个“拿自己思想作主”、认“准道理”的人，因此不改初衷，仍坚持自己的文化三路向说。此后的二十多年，他仍然在文化三路向的大框架内思索和研究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但对文化问题的论述却不再坚持意欲和直觉的理论。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理性”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梁漱溟说道：“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萌露了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科学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国人笨拙，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82)他以理性早熟来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和民主。由于理性早熟，所以理智被压抑，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依赖于理智。同样他也以理性早熟来说明中国人所具有的其他的一切特征。因为自周孔之后，中国人理性早熟，所以中国文化也就走上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路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说法虽有变动，但三路向说的大框架却纹丝不动。这也就是说，梁漱溟还在坚持他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立场。此种立场当然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解释各个文化系统起源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而且梁漱溟文化特殊性的说法也是在试图解释中国传统的文化，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他并不反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而是积极主张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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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所坚持的关于文化系统特殊性的看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本身的特殊性。没有了这种特殊性，任何一种文化系统也就随之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或价值。试图将全球不同的文化系统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的不同阶段中的看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是理论上的乌托邦。而具有现实性的存在都是特殊的，是真实的。所谓的普遍性是对特殊性的抽象，它们只具有理论性质，并不具有实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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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路向的理论当然是有其问题的。在梁漱溟看来，各个文化系统发展的应然方式是从第一路向出发，接着走第二路向，最后都走向第三路向。也就是说，各个民族文化所走的途径应该是直线式前进的。但他本人却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文化的发展路向必须是直线的，而不能是齐头并进的。而且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路向、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三路向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生命本体等问题）并不是单线式连续渐进的关系，而应该就是齐头并进的，相互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了人，才有文化。任何文化都是人的文化。人的生存并不是单向度的。要能够生存下去，人必须要同时解决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己的内在生命种种等等的关系。即便是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他也决计离不开他本人对社会、对他人及对自己的生命本质的理解。这也就说明了，文化系统并不是单线前进的，而是多元的，多向度的，或者说是三路向并存的。因为人的存在就是多向度的，其存在或生活固然离不开自然，但同时人的存在也离不开社会或与他者的关系。当然更显然的一件事便是他是从自己的内在的生命来看待自然、社会及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所以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可能仅仅从某一单方面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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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早期关于文化哲学理论还存在着其他的种种问题，其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生命派哲学。他的新儒学理论的特色是强调把东西哲学熔为一炉。他明确地指出“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哲学”。梁援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其新儒学文化观作理论注解，认为柏格森的“生命”说或“绵延”说与儒家“不碍生机”的理论是一致的。认为要本体和感觉与理智是不行的，只有当下的生活直觉才行。所以，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于一个，没有主客体之别。他十分重视生命哲学，强调本能或欲望的作用，认为人的生活原是受本能、直觉的支配，要人顺从生活本性而任听本能冲动的活泼流畅。进而，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直觉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的文化。他将理智与直觉对立起来，认为理智是有问题的，而直觉总是对的。这就难免有其偏颇之处。后期他认识到，这样过分地强调本能与直觉的地位和功能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于是他不再说中国的文化是直觉的文化，而改用“理性”，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早熟的文化。而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依旧是理智过盛的文化。前期他是将直觉与理智两橛化，后期则将理智与理性截然对立起来。应该说，直觉与理智是不同的，但将理智与理性对立起来却是一个颇值得商榷的大问题。梁漱溟的文化理论自有其优点与缺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和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充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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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梁漱溟文化理论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及其意义。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新思潮的主要旗帜便是民主与科学。显然这两样东西不是我们古已有之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而必须向西方去学习。思索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引导人们批评自己固有的文化，而大力张扬西方文化。因此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潮无疑是欧风美雨，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的论调主宰着社会的舆论界。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出现之后客观上牵制了西化论调，它向人们阐明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也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并昭示出以后我们的文化该向何处走。西方文化传统固然培育出了科学与民主，有这样或那样的种种优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的短处也历历在目，并给西方社会带来不少弊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与民主，但中国文化在人生哲学上却是博大精深，因此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指出中西文化是各走一路，其间无短长优劣可论。他的文化理论改变了当时那种以优劣讨论中西文化的模式，也摆脱了认为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褊狭的复古论调，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的尊严。他的三路向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此书“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83)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其论述中国为何无科学时所借鉴的也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这就极其清楚地表明了三路向说所具有的理论影响力。难怪此书1921年出版至1929年时已印刷第八版，为学术界所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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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路向说指出我们现在不得已回过头走第一路向，但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走上孔子的路向。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必须以儒家为本位。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是“近代世界的恶魔”，要改变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要实现中国的科学与民主，出路就在于复兴中国孔孟儒学。中国儒学的高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就是因为“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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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原是要做佛家的。但在新文化运动中期，当时的社会情势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佛家的念头而来大力提倡儒家。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我们可以看见梁漱溟当时的那种孤军奋战的身影，逆流而上，顶着全盘西化的狂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他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的第一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后期的新儒家虽然在理论上有庞大的体系，在方法方面显得圆融成熟，但在精神上似乎总不及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言行如一。他是将儒家思想看做是自己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视为纸上空谈的学理；是用来提升生命、改造社会的良药，而不是夸夸其谈的说辞。毫无疑义，梁漱溟不愧为中国现代儒学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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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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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漱溟：《自述》，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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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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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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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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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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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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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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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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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漱溟：《自述》，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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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漱溟：《自述》，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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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漱溟：《自述》，第10—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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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漱溟：《自述》，第10—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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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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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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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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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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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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