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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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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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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120—121页。此一译本中所谓的“思想”即是梁漱溟所谓的“理智”。梁漱溟所看的译本是余家菊翻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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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121页。这里所谓的“精神生活”就是梁漱溟所阅读的译本中的“灵性生活”。“灵性生活”似较“精神生活”更得罗素思想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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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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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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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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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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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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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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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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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转引自《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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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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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会通儒佛、直探本体的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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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熊十力尚能继续写作，所以其时他“绝无孤苦之感”。但六十年代之后，他却“连年疾厄，孤身面壁，生趣渐无，不得无苦矣。年日增，病日深”。当意识到自己的肉身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以《大般若经》中的语词，描写自己将死的心理状态。他说：“人到死时，热如烈火，光焰升腾如太阳之生命，忽尔烟消云散。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都空。学问、事功，都无所有。任何创造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雹。”我们切莫以此断定，熊十力是从佛学关照自己的晚年生命的意义或价值的。正是怕被别人误解了自己的思想归宿，所以在写完上述文字之后，他赶紧补充道：“然吾终不宗佛氏，而皈依于孔子者何？”(1)可见，他虽用佛学术语描摹生命将终时的深切悲苦的感受，但其生命意义的指向仍然是儒家的。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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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孔子答子路问死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此六字“含藏无量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申说道：“孔子作《易》，阐明万物同秉一元之乾德以为生命，故称乾曰大生，称坤曰广生。然乾实主动以导坤，则坤之广生犹是乾之力也。乾德刚健，遍运乎天地万物，混成一体，是谓大体，生生不息也。万物同秉一元之坤德以成形体。形既成，便是千差万别的无量独立体。如吾人即以其肉体坚执为自己，傲然独立，而与一己以外之一切物对峙，实则肉体只是小体。执小体为己，是乃小己耳。若乃万物共同秉受刚健性之大生洪流为其各自身内部潜在的生命力者，是为大体，亦称大己。此乃永久周行，无有停滞，无有中断，无有穷尽。”(2)在熊十力看来，大生的洪流在每一瞬间，均有前流顿起顿灭，复有新流继前而起。因此生命总是瞬间内的新陈代谢。从如此的观点来观照生命，我们即可一望而知，生命绝没有最后灭尽而归于空无的末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熊十力认识到，真正富有意义的或有价值的生命是能够将小己或小体融入大体或大己。有了这样的认识，当然也就无死之一说了，也不因为自己的肉身归于寂灭而痛苦、而悲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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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熊十力对于生死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大体虽可说是归宗于儒家思想，但此种解读当然有意无意之间有“六经注我”之倾向，掺杂着佛学的思想要素，或者说他是积极努力地以佛释儒。毋宁说，熊十力是能够自觉地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努力融汇贯通儒、佛两家而独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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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融汇贯通儒、佛的思想立场的萌生与熊十力的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平生受先父之教，勤治佛学及孔子‘易学’”。(4)对于自己思想的终极归趣，熊十力有着十分明确的表述，即他所着重的是佛学与“易学”。在其早年，佛学与“易学”在他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侧重。或者可以说，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佛学的唯识论。他晚年回忆说，自己在四十岁前“于儒学犹无甚解悟”。但“深玩佛家唯识论”多年之后，“渐发其短，不当墨守”。在强烈的求真之心驱使之下，熊十力的思想也就折向了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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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家世贫困，曾祖父、祖父与父亲熊其相，“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之地”。其父七岁时，生活虽极其穷苦，但其母亲却以自己勤劳纺织所得坚决资助熊其相就乡校读书。熊十力的父亲常忍着饥饿勤奋读书。虽然好读书，但却不以科举为念。一般凡夫俗子皆走科举之路，希望博得功名。但他却以为，科举不是真正的功名。对于功名，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夫功者何？盛德大业，国以之建，民以之为新者是为功。夫名者何？德业为当年与后世所称颂，不可泯灭者，是为名。所谓的八股取士，是在奖励天下士人，相率而为浮词鄙语，以此迎合于不学之考官，而希望得到功名，为求得官位与摸金之阶梯。当家族内的诸老逼迫熊其相走科举之路时，他决定投水以示抗议，幸亏族人急救之，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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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科举之路，既可当官也可发财。但是熊其相却认为：“穷于财，可以死我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与意志。平生迥然不可乱之神，凛然不可夺之志，是乃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5)父亲的这种刚毅雄健的精神显然已经流入了熊十力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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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贫寒，熊十力八岁就为邻家放牛。父亲授徒乡校，有闲暇偶尔回家教熊十力识字、讲历史故事。十岁时，熊十力入其父掌教的乡校读书，“先习《五经》章句，次及史”。他读书十分刻苦勤奋，“常日夜手不释卷，睡时甚少”。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病重，熊十力随即失学。父亲去世后，他不得已而重新为人放牛，过着边放牛边读书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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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亡之后，熊十力的长兄熊仲甫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长兄耕读持家，辛勤劳作，抚养弟妹。在如此艰辛的生活重压之下，还坚持阅读《金刚经》。长兄对《金刚经》的热衷，估计对青年熊十力有着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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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失怙，没有了父母的束缚，青年熊十力慢慢养成了不受约束、放浪张狂的性格。鲁国大夫子桑伯子曾有“不衣冠而处之风”。熊十力也居然效法之，白天在寺庙内裸露而居，毫不避人。回首往事，他自己曾有这样的记述：“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浪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身力宁之道。”就在此生命迷茫困顿之际，陈白沙的《禽兽说》一文的阅读，给了熊十力“当头棒喝”，使他顿生“无限兴奋”之感，彻悟到了人生的旨趣。在回忆此段人生转折期间的感受时，他说道：“余乍读此文忽然起无限兴奋，犹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如狂，无可言拟。当时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上此理方是真我。”陈白沙之学上承南宋陆象山、下启明朝王阳明，是心学传承史上的中间人物。从陈白沙处，熊十力觉悟到心上之理就是真我。由此开启了他心学的特定路向。之后，他又从王船山那里彻悟到“道器一元，幽明一物”之思想。《船山学记》如斯说道：“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遣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6)可见，正是由于陈白沙与王船山思想的启迪，熊十力逐渐地走上了新儒家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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