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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与其说是陈白沙、王船山思想的启迪使熊十力折向儒家思想,倒不如说是熊十力思想中本有儒家思想的种子,在陈白沙《禽兽说》和《王船山遗书》思想的滋润下而萌芽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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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促使熊十力完全转向儒家思想一路的真正原因是他本人在专研佛学唯识学的过程中逐渐地发现佛学唯识学自有其短,不当墨守。当然,佛学自有其高明之处。“空宗妙演空义,深远无极。”但空宗却从空寂方面来关照“万法实体”,这就有失偏颇。他指出:佛学“于至空而大有,至寂而大生之德用,却从不道及,终是见地有偏蔽在”。(7)此种思想上的悟解使他“不满于空宗”。此种思想的不满更激发了他“求真理之热诚”。正在这一思想发生转机之时,他“不期而触悟大易”。从此,熊十力也就最终确立其思想的皈依。他如斯说道:“余平生之学,颇涉诸宗,卒归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守在兹。”(8)可见,正是佛学之短处使熊十力转向了儒学。或者,也可以说,正是佛学的帮助使熊十力觉悟到了儒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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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熊十力好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遂萌生有革命之志,不事科举而积极投武昌军营当一小兵,谋策划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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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熊十力参加了光复黄州的运动,后曾任湖北督军府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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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18年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熊氏由江西入湖南参与民军,支持桂军北伐,抗击段祺瑞的进攻。不久即赴广东,佐孙中山幕。因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认为“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缺专力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认为革政不如革心。于是弃政自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以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一生中重要的思想转折。也就是说,他从此决志学术一途。当时他年已三十五岁。这应该是熊十力一生中的重大转变。他自称“真是再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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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志学术一途之后,1919年,熊十力任教天津南开中学。不久,他阅读了梁漱溟于1916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穷元决疑论》,于是写下了与梁漱溟商榷的文字。不意,此场笔墨官司却促成了二人于1919年暑假在北京广济寺相会,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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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漱溟的介绍,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当时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同时也接受了理性思辨的严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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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漱溟打算自己办学,决心离开北京大学。事先征得蔡元培同意后,梁漱溟乃在南京商请欧阳竟无的高足熊十力来北大替自己讲授唯识学,熊十力遂由此受聘为北大特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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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到1922年,他经历了由儒转佛,先从大乘有宗入手,后合有宗而深研大乘空宗的学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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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到1932年,是熊十力酝酿、营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关键时代。在北大讲述唯识学的过程之中,他逐步背弃其师说,由佛学唯识学折入了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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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在杭州出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此书出版后,佛学界人士几乎群起而攻之。此种批判应该说自有其道理。因为熊十力论学的基本立场,并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所谓“接着讲”的具体含义是,沿用唯识学的语言概念讲述自己对唯识学的理解。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在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唯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不是在严格地讲唯识学的文献学。对此,熊十力自己有着极为明确的表白。他说道:“余之学儒学佛,乃至其他,都不是为专家之业,而确是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求得明了正确之解决。”(9)可见,他是假借唯识学在讨论自己所感觉兴趣的宇宙人生等问题。在他看来,六经为我所用,是自己思想的注脚。此种思想立场当然是截然不同于学术立场。然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则给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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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此书虽然在用唯识学术语讨论、研究自己的问题,但其主要思想还落在佛学唯识学之内,只是不是严格地照着唯识学讲而已,时不时地逸出唯识学思想的框架,而反复运用儒家思想来改造和说明佛家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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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熊十力的指导下,学生钱学熙等着手译《新唯识论》为语体文,未竟其事。后熊十力亲手改写《新唯识论》文言本的中、下卷。1944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反映了抗战时期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演变。此书虽然是由《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改写而来,事实上,与文言文本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主要表现在:文言文本主要是吸收儒道思想改造佛学,语体文本则是吸收佛家思想来阐述、充实儒学。这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变和飞跃。就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理论倾向而言,熊更适合称为“新佛家”或“新法相宗”。而《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思想立场却可归入“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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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于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还有《读经示要》,《读智论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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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又写有《体用论》、《明心篇》、《原儒》、《乾坤衍》。《体用论》和《明心篇》实际上是《新唯识论》的又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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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思想,一直被排斥在时代的主流之外,其影响始终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圈内,如孙道升在三十年代就曾经指出:“这派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它的人最少。”但是,自六十年代特别是1968年熊去世后,他在港台和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被推崇为新儒学第一代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新儒家哲学形上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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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体用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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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认为学问可分为两类:一是科学,一是哲学。他指出,这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问。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根本从实用或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它所凭借的工具是理智,科学所探究的是分门别类的部门知识。正是由于科学的迅猛发展,哲学的范围日益缩小。且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方法。哲学似乎变成了科学的奴婢,只有依附于科学才能藏身。熊十力认为,虽然科学发展势头迅猛,且其前途正不可限量,但是科学决计不可能代替哲学。因为哲学与科学有着根本的性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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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探究的是万事万物所以存在的本体或根源。科学研究的是现象,哲学探究的是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体或根源。因此研究现象的科学决计不可能代替研究现象根源的哲学。这样的认识导致熊十力指出,哲学研究的就是本体,因此本体论才是哲学的范围。他认为,要能够真正地得到本体,就不能凭借科学所习用的所谓理智或量智,而需凭借熊十力所谓的性智。他如斯说道:“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10)可见,熊十力儒学思想体系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以所谓的性智来得到真正的本体。寻求本体是熊十力儒学思想的主旨,所以他的一生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吾学贵在见体”。其《新唯识论》一书的核心,也就是试图解决什么是“体”的问题。他因此说道:“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即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11)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就是以探究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也正是因此,“重立大本”是他的《新唯识论》的要旨。大本是与大用相互为用的,不得分割的,所以为了“重立大本”,又必须“重开大用”。由此而展开了他的“体用不二”的儒学思想体系。可以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思想核心是“以体用不二为宗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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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首先必须要探究的是,熊十力所谓的“本体”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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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来定义“本体”这一核心的概念的。他说:本体之所以为本体,有这样六种含义:“一、本体是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静本然……二、本体是绝对的,若有所对,便不名为一切行的本体了。三、本体是幽隐的,无形无相的,即是没有空间性的。四、本体是恒久的,无始无终的,即是没有时间性的。五、本体是全的,圆满无缺的,不可剖割的。六、若说本体是不变易的,便已含着变易了,若说本体是变易的,便已含着不变易了,他是很难说的。”(12)由上述的引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熊十力的儒学思想体系中,本体首先是形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原。既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当然这一本原也就是圆满无缺的,是绝对的,是无形无相的,是变易和不变易的统一。从其无形无相、超时空、绝对、不变易等方面而言,本体就是无;但从其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等方面讲,本体又是有。所以,本体又是有与无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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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所谓的本体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他坚决反对将本体看做是脱离我们的心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解释道:“哲学家谈本体者,大抵把本体当作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因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由此之故,哲学家各用思考去构画一种境界,而建立为本体,纷纷不一其说。不论是唯心唯物、非心非物,种种之论,要皆以向外找东西的态度来猜度,各自虚妄安立一种本体。”(13)本体不是离我们的心而存在的,或者说本体就是我们与天地万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所以本体不在我们的心外,离却我们的心或本心便无本体。正因为如此,熊十力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们的本心即是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本心即是本体,即是万化之实体。我们在此尤须注意的是,他又经常将本心称之为天、命、道、性、心、理、仁、知、明德等。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之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之而成,名之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生之理,名之为性;以其主乎吾身,故谓之心;以其秩然备诸众理,名之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已,名之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名之为知;以其含备万物,故名明德。总之,本体不仅是万物之主,而且显然也是自身之主宰,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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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上述关于本体的解读显然主要源于传统儒学思想。如《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就反复多次引《孟子·尽心上》的“最亲切”的一段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此一思想在儒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回响,尤其是宋代以后得到极大的加强。陆九渊就反复申述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杂说》)又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明代王阳明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明确断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他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看来,万事万物本不在心外,于是人与天地万物当然也就浑然融为一体了,“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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