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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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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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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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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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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30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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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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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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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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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冯友兰的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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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理学》的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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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学思想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曾经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新理学》一书所以名为“新理学”，是因为他所讲的“新理学”思想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而所以说“大体上”，是因为在许多点上，他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与宋明以来的理学有不同之处，所以称为“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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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冯友兰自觉地运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来接着宋明理学讲。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是，运用现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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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极其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应用。他说：“冯友兰分析哲学是从逻辑入门的，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悟入’，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打开一个缺口’。”（《中国现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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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七岁在上海中国公学上学时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浅说》，有一位先生公开地把这本书当成一本英文读本来讲，有一次这位先生把冯叫起来，问Judgment那个字中的g字母后面有没有e字母，后来又换了一位先生，他倒是有意要讲点逻辑，可是他不懂逻辑，冯当时对逻辑很有兴趣，就自学。他就自己做了书后的很多练习题。有一道题不会做，就去问这位先生，他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不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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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我学逻辑，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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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没有学过逻辑，“但是我对于逻辑学的一知半解，帮助了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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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格外重视逻辑学对于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对于逻辑分析的重视是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传统学风，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而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用中国哲学名词说是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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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是加强了它。可见，正的方法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哲学思想为之一变。……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点石成金故事）——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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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正的方法尽管很重要，但它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他认为：“一个完全形上的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走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知识的清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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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哲学并不能给人们提供积极的知识，而只能使人们达到最高的境界。给人们提供积极的知识的是科学，这是科学的实用。哲学没有科学的这种实用性，所以哲学是无用。但是哲学可以使人明白如何成为真正的人，这是哲学“无用之处”，“也可以称为大用”。冯友兰在此区分了哲学与科学，认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用途。所以，他认为，玄学和科学之间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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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以经验为对象，哲学也从分析经验开始，这似乎是两者的共同点，但是冯友兰接着指出，科学是关于经验的科学，它以经验为对象，对之作积极的解释，由这种解释而得到的知识可以由经验得到证实或否证。而哲学则不同，它虽也从分析经验开始，但哲学只对经验作逻辑的分析，或形式分析，所谓“形式底”意思是说“没有内容底”，是“空底”，所以哲学的所谓分析经验不是为了得到科学的知识，它只是笼统地肯定事物的存在，而从事物推出事物所以存在的理由。所以冯说：“哲学由分析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他认为哲学的真正目的是要得到真际，即理世界，或共相世界。但我们得到对于理世界的认识必须经由分析实际事物而知实际，由实际而知真际，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严格说来不是哲学，而是得到哲学的程序。真正形上学不应拖泥带水，应不著形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切实际，不事实”，“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推论，形式底，逻辑底”。冯认为，我们得到哲学要靠经验，但我们既已得之之后，即见其并不另需经验一位证明。其所以如此者，因为此种观念，命题，及推论，对于实际并无所主张，无所肯定，或最少主张，最少肯定。这就是说，我们得到这种哲学离不开经验，因为得到某种东西，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之中，但一旦得到了这种哲学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经验，这种分析告诉我们，第一种意义上的哲学即得到哲学的程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因为这样的哲学并不符合“玄学”标准。第二种意义上的哲学，才是极高明，才是最哲学底哲学，不著实际，超乎形象，玄之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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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只对真际有形式肯定，也就是说，以真际为对象。什么是真际，他说：“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凡可称为有者，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冯认为，实际又与实际底事物不同，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底存在着底事事物物，如楼房、车子等等，哲学以真际为对象，所以不著实际，不肯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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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理学》表述的是一种形上学的思想体系。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是“接著”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著”宋明理学讲的。这表明《新理学》中的形上学系统既与宋明理学有着思想渊源的关系，又有着性质上的差异。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表现在冯友兰反复强调“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地、反思底思想”，“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人对于人生底最后底觉解，这种觉解，是人有最高底境界所必需底”，“形上学的功用，本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人有最高底境界”。(1)冯友兰对哲学或形上学性质和功能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而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而《新理学》与宋明理学的性质上的差异在于“宋明道学没有直接受过名家的洗礼，所以他们所讲底，不免著于形象”，“尚有‘拖泥带水’的毛病，因此，由他们的哲学所得到底人生，尚不能完全地‘经虚涉旷”，(2)而《新理学》则充分地利用了西方近代以来的逻辑学的最新成果，冯友兰说：新理学就是“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判，以成立一个完全‘不著实际’底形上学”。(3)宋明理学著于形象，而《新理学》则完全“不著实际”。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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