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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分析方法着重的是分析方法的应用及其被分析的对象。正因为受到逻辑分析法的影响，金岳霖的哲学观才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罗素底那本书（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引者注）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45)Green是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思想在英国的著名的代表。由于受他的影响，金岳霖慢慢地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其哲学思想当然是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就是把哲学看做是一种精神现象学，认为哲学就是对人的精神的反思的产物。然金岳霖在看了罗素的《数理哲学》一书之后，就离开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接受了罗素的哲学思想，认为“分析就是哲学”。他甚至戏称“哲学就是概念的游戏”，即哲学就是对概念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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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冯友兰也如金岳霖一样十分重视逻辑分析法的运用。但冯友兰本人说，他对逻辑学的知识是“一知半解”，而对于现代逻辑又没有研究过。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哲学家，冯友兰的具有决定性的学术训练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哲学史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就是在研究者的思想中思考或反思前人的思想。或者说就是对思想的思想，或对前人思想的反思。前人的思想是对象，研究者是思者。思想只有在思想者的思想中才能成为对象，才能被思考。这是哲学史家的特色。由哲学史家演变而来的哲学家也必然具有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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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就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是自觉地接着中国哲学史往下讲的哲学家。当然，哲学家不同于哲学史家。因为哲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否则他就不是哲学家。但这里所说的不同，就是说，哲学家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语言、话语背景不同于传统。而不是说，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传统完全的不一样。研究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冯友兰的哲学问题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中国哲学家的老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冯友兰的问题是老问题，但冯友兰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新的，语言是新的，他解决问题的话语背景是新的。总之，他是在一种新的哲学视野下来关照、解决中国传统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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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决定了冯友兰必然会具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他这样说道：“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大不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46)可见，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哲学就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或对于思想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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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哲学看做对人生的反思的思想并不是冯友兰的即兴的思想火花，而是他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冯友兰在讲清楚什么是哲学的时候说道：“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47)在此，冯友兰似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了。其实不是，尽管他指出，哲学是认识的认识。但哲学并不就等同于认识论。因为在他看来，认识论讲的是认识的一般形式，其中包括有认识的能力，认识的对象，认识的程序，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等问题，而不包括认识的内容。可见，认识论是不问认识的内容的。“而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则必包括这些认识的内容。”所以，认识仅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哲学而言，她就是对人类精神反思。所以对东西的反思或对思想的思想，是冯友兰对哲学性质的一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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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思想的反思或对于思想的系统的思想的内涵是相当的广泛的。哲学是反思的产物，就连科学也应该说是反思的产物。冯友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之有所限制。他所说的反思是指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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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到过西方，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得过哲学博士学位。对于西方的分科治学的系统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也应该清楚，哲学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人生论，也应包括比如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为什么他要把哲学仅仅限于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这样的说法呢？这是因为，冯友兰本人认为，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是最基本的思想。其他种类的思想都是由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演变出来的。因此他说：“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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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在冯友兰看来，宇宙论、知识论等等与人生论相比不是更为基本的。相反，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或人生论本身才是最基本的。而所谓的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对思想的思想或思想的反思这一更为基本的思想演变出来的。比如知识论的讨论的焦点应该是人类的知识论。知识论可能的先验条件就是人这一主体的先在。如果没有人这一主体，任何种类的知识都将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知识论创立的目的也是为了探讨人类认识自身和外在环境的种种可能的方法或手段。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宇宙论上。因为我们关心宇宙，并且进一步形成宇宙论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人类存在的可能的条件。所以同样的理由就是，如果没有人类的存在，那么宇宙论成立的可能的条件也就立刻消失了。如从此着眼，我们应该同意冯友兰的看法，即关于人生的反思的系统思想就是哲学的最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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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哲学。人或人生应该是哲学讨论或关注的焦点。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哲学之所以应该学习、应该研究，正是因为，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能够使人过上幸福的美满的生活。因此人本身应该是哲学的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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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有时又把哲学称之为人学或仁学。他这样说道：“戊戌变法的一个大理论家谭嗣同，作了一部书，名为《仁学》。这个名称，很可以作为我所说的哲学的名称。在中国文字中，‘仁’、‘人’两个字可以互训。《中庸》说：‘仁者，人也。’‘仁’是儒家所说的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的标准。‘仁学’也可以称为‘人学’。人学所讲的是关于‘人’的学问。生理学、医学以及心理学所讲的也是关于‘人’的学问，但它们所讲的是关于‘人’的身体方面的事情。仁学所讲的则是人的精神境界，这两者之间大有区别。”(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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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宗教与哲学一样也是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与人密切相关。那么哲学和宗教又怎样加以区别呢？冯友兰是怎样来看这一问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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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宗教与哲学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他又进一步认为，哲学和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他看来，“每种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50)根据冯友兰的理解，每一种宗教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其中的哲学的部分，而不是其外层的迷信、教条等等的部分。据此，比如对于道教来说，当然，重要的是道教的哲学，而不是那套迷信、教条等部分。迷信、教条等部分，至少在冯友兰看来，并不是宗教的重要部分，它们使宗教显得不那么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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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冯友兰看来，正是宗教过于“拖泥带水”，过于关注实际的人生，所以宗教所提供的关于实际的信息都是与科学所提供的信息冲突，不调和的。所以在与科学的冲突中，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宗教的权威降底了。他说：“人由宗教所得底境界，只是近乎此所谓天地境界。严格地说，其境界还是道德境界。因为在图画式底思想中，人所想象底神或上帝，是有人格底。上帝以下，还有许多别底有人格底神，共成一社会。例如耶教以上帝为父，耶稣为子，又有许多别底有人格底神，如约翰保罗等，共成一社会。一个耶稣教的信徒，在图画式底思想中，想象有如此底社会，又想象其自己亦是此社会的一分子，而为其服务。在如此底想象中，其行为仍是道德行为，其境界仍是道德境界。”(51)在冯友兰的思想中，天地境界是要比道德境界更高一层的境界。他所谓“图画式底思想”是指有这些思想的人的思想还不是纯粹的思，而有很多想的成分。这就是，冯友兰所批评的宗教的“拖泥带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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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相比，哲学却要纯粹得多。哲学能够比宗教提供更高的价值，而无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宗教所能提供的是道德境界，至多是类似于天地境界。而哲学却能向人提供天地境界。因为哲学的思是纯思，不夹杂任何想象的成分。所以，他的结论自然就是，“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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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始终坚持以哲学代宗教的看法。如在晚年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他这样说：“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祷告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了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宗教的是哲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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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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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哲学是对于人生作有系统的反思，或对思想作思想的系统反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人生作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是如何进行的。要回答“如何”、“怎样”的问题就必然会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事实上冯友兰本人是极其重视哲学方法论的，具有强烈的自觉的方法论的意识，撰写过专门论述哲学方法论的专著《新知言》。哲学方法论是冯友兰哲学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理解他的哲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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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冯友兰是这样来界定哲学的。他说：“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之有靠人之思与辩。”(54)思与感相对应。能感者是具体的，有形象的；而能思者是抽象的。如我们能感觉到一方的事物的存在，但不能感觉到一“方”的概念。“方”的概念只能靠我们的思才能为我们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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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认为，人具有能思的官能，比如说对经验中的“这”加以分析，发现它有许多的特性，我们单独地把“方”性提出来，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是方的”的命题。根据他的说法，这就叫做理智的分析。这种分析只能于思中方能进行。由于思是理智的，所以说这种分析是理智的分析。如果有了“这是方的”这一命题，我们也就能够知道，这里的所谓“这”是具有方的属性的一类中的一个。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方的事物，但我们知道只要有方的事物，那么“方”性就能将其概括在里面。这样的概括也只能在思中进行。所以概括也称之为理智的概括。经由分析、概括，我们就由知个体进而知类。再进一步，我们由知类而知类之所以为类者，即我们因此而对真际或共相有了了解。能够达到这一步，照冯友兰的说法，“此即所谓作理智底解释”。分析、总括和解释是思的内涵。思是在理智中进行的。理智中的纯思还必须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因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来的道理。说出或写出就是辩。但辩只是把纯思的内容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因此辩是依赖于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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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总括、解释都是以分析作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注重分析是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最为显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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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始终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逻辑分析方法看成是哲学工作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他在其《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中讲到真正的形上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正的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方法讲形上学。负的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这种不能讲本身亦是一种讲的方法。而他在《新理学》一书中的方法主要的还是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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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对此，冯友兰是有很自觉的意识的。他说道：“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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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走上学习和研究哲学之路就是由逻辑导引的。他最早感觉到极大兴趣的是逻辑学，曾经花过很大的工夫自学逻辑学。对逻辑学的兴趣使他产生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要求。因此，对于冯友兰而言，逻辑学真正可以说是哲学的入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哲学是从逻辑学入门的或悟入的或打开一个缺口的。从此，他格外地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可以说，《新理学》就是自觉地熟练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典范。而且《新理学》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形上学以响应维也纳学派的拒斥形上学理论的第一部中国哲学著作，其意义也应得到充分的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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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的方法是《新理学》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经验事实则是《新理学》哲学分析的起点。这是《新理学》为了重建形上学而得自维也纳学派的两个重要的思想。于是冯友兰说道：“哲学始于分析，解释经验，换言之，即分析解释经验中之实际底事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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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虽始于分析经验，但并不限于经验。这是冯友兰不同于维也纳学派的经验实证主义的地方。他指出，形上学的工作是对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应“由分析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57)冯友兰形上学的要义在于，它要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而从中演绎出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内容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全部观念和命题。这就是冯友兰的形上逻辑构造方法和逻辑构造进程，也是冯友兰的形上学不同于传统形上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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