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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在贺麟看来，都可以循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思路进行重新诠释。如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仁”，从诗歌或艺术方面来看，仁即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三百篇之宗旨；从宗教观点来看，仁即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诚；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仁为仁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仁为万物一体、生意一般的有机关系和神契境界。简言之，哲学上可以说是有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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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贺麟认为，新儒学是合理学、礼教、诗教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理学、宗教、艺术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途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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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麟看来，哲学化、宗教化和艺术化可约归为伦理道德这一核心。遵循这样的方向，则儒家的狭义的人伦道德方面的思想均可扩充而深刻化。具体而言之，就是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所谓兴于诗、游于艺、成于乐是也。从宗教的精诚信仰中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由知人进而知天，由希贤、希圣进而希天，亦即是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从哲学的探讨中，以为道德行为奠定理论基础，即所谓由学问思辨而笃行，由格物致知而诚正、修齐是也。经过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不但可以减少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而且也可以提高科学兴趣，从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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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可能性条件、新开展的具体途径、新开展的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其关于新儒家思想开展的路向。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贺麟重建儒家思想的路向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相比，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他尤其注重从贯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体说就是要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吸取西方哲学、西方的基督教和西方的艺术。这是贺麟早期的看法。在四十年代晚期，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于是，他指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用的方面，而“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128)这就是说，他反对“中体西用”的看法。如果说，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体和自己的用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也有自己的体和自己的用。他认为，自五四以来，我们只从用的方面来看西方文化，没有了解西方文化的体。所以我们只注重科学和民主，而没有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化的体。因此在行动上，我们只知用西方文化的用来补充我们自己文化的用。殊不知，西方文化的用是有自己的体的。西方文化的体和用是不能割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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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贺麟的《文化的体和用》一文发表之后，坚决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陈序经明确地指出贺麟的此种看法是在主张全盘西化。对于这种看法，贺麟不仅不作反对，反而主动地接过这一话题，并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西化的主张。在几年之后，他又作文《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说道：“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西洋文化的体和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的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定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129)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顺着所谓的“彻底西化”或“深刻西化”或“质方面的西化”的思路，讨论了宗教在文明进程中的伟大的作用，并进而详尽地探讨了他的“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的命题，揭示了基督教与科学、与民主、与工业化等等之间的血脉关系，坚决主张基督教就是西洋文化的体。顺着同样的思路，贺麟又撰写了《基督教与政治》、《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基督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都在显示他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关注，都是服务于他的以基督教补充或丰富中国儒学思想、基督教是西洋文化之体的看法，更明白地说都是他的西化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贺麟就是自认为是一个“西化论者”。不过与陈序经和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他所谓的“西化”不是量的西化，而是质的西化或深刻西化。所谓的质的西化或深刻西化是批评胡适等人的西化论还停留在现象或量的层面，未曾涉及西方文化的本质。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本质或体应该是基督教。所以他的西化论的实质就是要使基督教儒化或华化或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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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贺麟也经常讲要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如他在《儒家思想新开展》一文中就经常讲到要“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主张中国不能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沦于文化上的殖民地。但我们要记得，他的此一说法的立场或论域是儒家思想的复兴。也就是说，他是站在中国哲学思想的立场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努力地吸收、消化西洋文化，舍此别无他路。这些说法的前提还是一种西化论。但西化必须是我们主动地去化，自觉地儒化或华化基督教，而不是让洋人来征服我们的文化，然后被动地去化。西化的主体是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是说的西化的主动权是要掌握在我们的自己手里。循此，我们则可收复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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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贺麟的思想里其实有两种立场，一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立场，一是在中西文化方面的西化论立场。但这两种立场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后者涵盖前者，因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主题和终极目标就是如何吸纳和消化西方文化之体的基督教。可见，贺麟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立场还是一种西化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彻底西化”论。但西化必须我们自己去化，文化或思想的自主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儒家思想开展的内容实质是要使儒家思想中狭隘的伦理思想宗教化或基督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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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贺麟在文化哲学上的基本立场是西化论或是彻底西化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贺麟的哲学思想的性质及其在文化上的取舍。也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他的儒家思想开展的内容及将其标榜为“新儒家”的真实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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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三联书店，1980版，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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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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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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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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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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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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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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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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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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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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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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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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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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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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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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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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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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