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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方东美所谓的“皇极”这一概念，如果对之作了深入的分析，它可以有如下四层含义。第一层当然是宗教方面的含义。第二层是要把宗教上的“皇极”符号转变到哲学世界里，使它代表真相的标准与价值的标准。这就把宗教的秘密转化成本体论体系，再成为价值论体系。第三层“就是要把本体论上的真相的标准、价值的标准，再一转变成为一个世界——这世界第一层是纯粹行动世界，第二层是充满生命的世界，第三层是提升的生命、道德的生命，或美善生命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哲学上，把原始的神秘的世界变成道德文化世界。到了道家，更要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而把儒家的道德世界再转化为美感世界，以说明这世界不但充满了人类生命的纯粹行动，而更应是善的行动、美的行动。这样一来，不仅形成普通的哲学，还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哲学或美感哲学，来说明宇宙与人生之秘密”。(45)第四层在我们把宗哲学、伦理等各方面集中于一符号，这符号就产生一种作用，即在“皇极”的正面展开来成为中国的早熟文化，这就是成周时代的道德理想、艺术观念与哲学推论。这样传衍而下，就形成春秋以后的系统哲学，在春秋战国期间，构成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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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方东美所谓的原始儒家哲学思想，显然大大不同于历史中的儒家本来的思想面貌了。无怪乎方东美此论一出，台湾的整个学术界为之哗然。平心而论，方东美的原始儒家是方东美在自己的心中构建起来的原始儒家，是对原始儒家的方氏阐释，而不是在历史中注重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企图把外在的强制性的礼仪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的原始儒家，更不是孔子的思想。两者相去甚远。如果我们硬把方东美视为新儒家，那实在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极大误会。因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方东美所说的那种儒家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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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以《尚书》来解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但我们已经指出过，方氏并不是严谨的学术史家。他常常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取舍，如他以《尚书》解儒家，但他同时又指出，通过揭示“皇极”观念的内涵而形成了“春秋以后的系统哲学，在春秋战国期间，构成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的思想体系”。(46)我们可以看到，以《尚书》解原始儒家思想并不是方东美的本意。其真正的本意是为了要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既以《尚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那么这样的起源就不应该仅仅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因为方本人明明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儒、墨、道同为当时的显学。所以这样的起源应该同时是上述各家思想的起源。事实上，方东美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于是，我们轻易就能看到，方东美在处理哲学思想史时所遭遇到的困境。有时他以《尚书》来说明原始儒家思想，有时又出于需要把《尚书》看成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和原始墨家共同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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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把《尚书》看做儒家的典籍，并以之为根据来解读他所谓的原始儒家，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孔子生当纪元前551年至纪元前479年间。而《洪范》则是周武王寻访殷之遗老箕子的记录，时间约在纪元前1122年左右。这两者相差约500年。方东美坚信《尚书》“这部中国最古的历史乃是他（孔子）删定的”，所以他用此书来讲孔孟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现在看来，这样讲是有问题的。孔子是否删定《尚书》至今仍然是学术界未有定论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便孔子真的删定了《尚书》，我们也不能据此草率地断定《尚书》就完全反映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因为毕竟《尚书》是武王访问箕子的实录，而并不是孔子本人思想的记录。更何况，从历史上看，《尚书》也并非儒家专擅的典籍。司马迁固然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但更早的《墨子》一书也是经常引用《尚书》一书。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尚书》是春秋时代儒墨两家共同尊奉的典籍。因此以《尚书》来解释儒家并不能反映儒家思想的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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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方东美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以《尚书》解读原始儒家思想可能会遭遇到的学术问题，所以他反复说，《尚书》、《周易》只是间接的证据。现在的问题是，他所谓的间接证据到底算是什么样的证据？方东美本人在其相关著作中对之并没有作任何解释。他所谓的间接证据既不是胡适所说的“内证”，也不是胡适所说的“旁证”。他根本就不像胡适那样对所使用的史料做严格的整理与审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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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儒家的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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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之所以要以《周易》来叙述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为了给儒家思想寻找一个比较纯粹的价值论的哲学，以说明中国哲学史上价值论哲学出现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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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看法，从武王到周公到成王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大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内容是古代神秘宗教逐渐变化，逐渐转移到现实世界上来说明一般人的共同生活，而这个共同生活挪到一个普遍范畴当中，也就是清明的道德理性。因此成周时代在整个文化上形成了一个道德上的革命。这个道德革命一方面保留了原始宗教价值，而把它转化成道德价值，把神圣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成就一个人类的生命的道德秩序。如此成周时代在中国文化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态势，即所谓伦理、道德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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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周易》本来不属于《尚书·洪范篇》的系统，但是传古代《周易》的周公是一个枢纽，孔子接受了周公的传统。那么，像周代这种高度的道德文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精神为基础而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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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东美看来，《周易》“十翼”所蕴涵的精神就是这种高度的道德文化的真正基础。如他说“《象传》中尽是道德规范或道德范畴的理由”，“道德和艺术可以扩大成为价值精神，这可以成为价值学的解释。这个价值学的解释在‘十翼’中就是《文言传》”，“《彖传》的解释不只是道德的、美学的解释，而是统一的哲学解释。换言之，从伦理、艺术转变到宇宙论上，这还不够，因为宇宙论只说明宇宙的发生，而发生了之后宇宙的万类，万有——从天之气象，山河大地到物质事物，构成了一个外在为统一的宇宙，其中分配了矿物、植物、动物、人类。就这些说，中国表现一种特殊的观点和西洋哲学的立场不同，像希腊哲学的发展，头一步是形成一个自然界的系统，一种自然哲学；由此一变而为天文学或自然科学，再扩大到人文科学。其根本出发点集中在物质宇宙的探讨上。就中国的哲学来说，也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宇宙，但是统一宇宙当中的基本现象并不是纯粹自然事物而已，更是一个生命现象。因此中国的哲学从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这生命不仅是动植物和人类所有，甚至于在中国人的幻想中不承认有死的物质的机械秩序。……中国向来是从人的生命来体验物的生命，再体验整个宇宙的生命。则中国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而生命活动依据道德的理想，艺术的理想，价值的理想，持以完成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中，因此《周易》的系辞大传中，不仅形成一个本体论系统，而更形成以价值为中心的本体论系统。第一步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第二步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则《周易》从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的形成，成了一套价值中心的哲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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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方东美是把《周易》的“十翼”看成是中国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或价值哲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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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易》来讲原始儒家思想，而所谓的原始儒家主要又是指孔子、孟子、荀子，于此我们也同样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首要问题便是关于《周易》作者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提出的“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世”说。《艺文志》认为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殷周之际，周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而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上述即是《艺文志》所谓的“人更三圣，世历三世”说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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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本人是坚信《汉书·艺文志》的这一说法，确信“十翼”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认为易传是“孔子以前没有的，而是孔子到商瞿以后才有的，是春秋时代的产物”，(48)“孔子商瞿作了‘十翼’”。(49)当然他也认识到“要断定《易经》成于孔子一人之手，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因为《易经》是集体著作啊。换言之，‘十翼’之形成是从孔子发动，再由门人弟子的历代易学专家完成的，因此这部书从春秋时代起，经历了战国，而不是成于一人，成于一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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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关于孔子与易传关系的看法又是以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记载的易学传授系统为基础的。《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方东美确信这一传授系统是正确无误的。因为，第一，“司马迁家学渊源，他父亲司马谈既是掌管周王朝的历代文献，对于古代的学说派别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而司马迁本人幼承家学而且天才卓绝，尤其是青出于蓝。在历史学方面，无论就‘才’、就‘学’和就‘识’、就‘德’，无一不充分具备。所以他下的历史判断很少有纰缪的地方”。(51)第二，传授“十翼”的第一代是孔子，到司马谈学《易》于杨何是第九代，再到司马迁承其家学是第十代。十代传《易》未曾中断。然而其他经的传授系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诗经》没有这样的传授系统，《书经》只有伏生，其他概无。《春秋》更是从孔子到左丘明以后就没有了，到了汉代只有刘氏父子、公羊、穀梁，但是其传授线索不明。所以“只有易学的传授情形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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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就是通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确证自己关于《周易》与原始儒家的密切关系，以之来解读原始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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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欧阳修，经崔述一直到现代学者的研究，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已被完全推翻。这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如关于《彖》文的形成年代，朱伯昆断定为是在《孟子》以后，当在孟子和荀子之间。关于《象》文的形成的年代，高亨指出，大《象》只解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义，而不及卦辞，因为《彖》已解卦辞，所以《象》出于《彖》之后，可以看做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文言》则出于《彖》、《象》之后，其下限当在《吕氏春秋》以前。《系辞》与《彖》《象》《文言》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陆续编撰而成的。李镜池认为，此传成于西汉昭宣之间。高亨认为成于孔门弟子公孙尼子以前。朱伯昆先生则不同意上述的看法，指出，无论就《系辞》对筮法体例的解释，还是就范畴、概念、命题发展的看，它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期。至于《说卦》《序卦》《杂卦》的形成年代则更晚。(52)所以《周易》经传并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细读《孟子》一书，我们也同样找不到孟子与“十翼”关系的蛛丝马迹，可见《周易》的传也不能作为原始儒家孟子的思想。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说，《周易》代表原始儒家的思想呢？据此，我们的结论是，方东美以《周易》来阐述原始儒家孔子、孟子哲学思想的思路不能说是毫无根据，但可以说是缺乏充足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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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是坚决反对事事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他认为这种方法是受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产生的“疑古派”，在他看来，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结果。其实，“疑古派”的许多结论性的东西看来是错误的，有疑古太甚的毛病。但历史研究中注重方法论，要根据证据讲话，无证不信，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信条。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信条，可以不顾证据，完全根据自己主观的思想逻辑来剪裁历史事实，思想史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方东美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应该说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完全否定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似乎就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可以不做任何史料的考证，轻信古人的说法，凡是古人的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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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静气而论，要以《周易》来解读原始儒家思想其实也未尝不可。要这样做，必须对《周易》与原始儒家思想的关系做一番史料的整理与审定工作，以大量的证据表明可以通过《周易》经传来解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指明自欧阳修以来的学者对“十翼”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要这样做，也就必须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那样开篇就对所用的史料做一番严格的考订。但这似乎并不是方东美本人的长项。而且他本人似乎对于这样的材料考证的工作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一点从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观点的批判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他本人稍微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审定的工作有哪怕稍许的兴趣，他就会在批判实证主义历史学方法论之余，提出自己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方面的理念或方法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其实，在研究或探讨中国哲学史起源领域内，这样的史料整理与审定的工作是决计不可少的，而且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工作。不做这样的工作，中国哲学史起源的问题依然是一个永远得不到解决的谜。但方东美主要的仍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颇富思考力、想象力的思想家，他感兴趣的只是自己对哲学史的先验的理念或想象的逻辑。他想将自己关于中国哲学是发展的逻辑强加于中国哲学史。他并不是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看做是历史学的任务，而是视为哲学的创造或思想的阐释。显然哲学思想的建构、创造与哲学史的研究本就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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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十翼”所表述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方东美认为《彖》表达了儒家的统一的哲学解释。但是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一书中指出：“《彖传》多有韵语，《象传》中之爻象传皆是韵语。我对此曾加以研究，知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等之樊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53)朱伯昆不尽同意高亨的看法，指出“《彖》中使用的术语，如‘刚柔’，‘盈虚’等，同老庄著作，确有一致之处。但就《彖》的思想内容说，除受道家影响外，同孟子的学说有密切关系。”(54)又钱穆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著文《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以详尽的资料、透彻的说理证明了《易经》与孔子无关，并进而得出结论说：“《易传·系辞》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55)陈鼓应先生则在以前学者考证的基础之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易传》的天道观、自然观（宇宙论）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等方面列举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易传》中的哲学理论架构是得自于道家的，而《易传》中的伦理政治部分，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所以，他的结论是“《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的著作”。(56)上述诸家对于《易传》思想性质的看法当然不能说是定论。但它们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易传》完全看成是原始儒家的典籍是缺乏史料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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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服学术界相信《尚书》和《易传》是原始儒家的典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用这两部著作来解说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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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八编，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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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1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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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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