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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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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曾昭旭:《唐君毅先生与当代新儒学》,《鹅湖》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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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对话》,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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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张文喜:《自我的建构与解构》,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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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法〕雅克·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徐友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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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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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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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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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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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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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俄〕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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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钱穆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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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阐扬中国文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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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学问兼涉经、史、子、集四部,治学范围以史学为主,广及文、史、哲各个学科。主要史学名著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有人把他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钱穆的一生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无不与近代中国的时代忧患相始终。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忱,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终极关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有人把钱穆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钱穆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既未上过大学,也未留过洋,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自民国元年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选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教学生涯近八十年,印行编著八十余种,兼治四部,史儒并进,堪称一代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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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一生是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生,他的民族观念与历史文化意识,溯其家学渊源,最早乃是受其父祖的影响。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前清国学生,祖父钱鞠如,邑庠生。父亲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十六岁县试,以案首第一名为秀才。钱穆的父亲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功名,但却对子女寄予厚望,在钱穆七岁那年,父亲便送他到私塾读书。1904年,十岁的钱穆与其兄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四年的新式小学教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的教诲与指点,使他既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大开了眼界。果育诸师开启了他喜治史地、重历史观念、民族意识,而又兴趣广泛、博学多思的治学风格,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天有不测风云,在钱穆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钱父去世后,遗有窗课两册,钱穆年幼时就喜诵此两册窗课,直到年老,仍能背诵其中的《春山如笑赋》和《岳武穆班师赋》,他说自己自幼即知民族观念,特重忠义,即渊源于此。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十三岁的钱穆和其兄一同考入常州府中学。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的三年中,钱穆受到了监督屠元博的关心与照顾,以及史地教席吕思勉的赏识。后来钱穆因参加要求改革学校课程的学潮而自动退学。1911年春,由屠元博代为申请,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五年级。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停办,钱穆自此辍学在家,结束了自十岁以来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求学生涯。钱穆自幼丧父,家贫无依,所以不能像冯友兰他们那样进入大学深造。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是在家矢志自学,闭门苦读。钱穆心慕北大,虽然没有机会投考,但是当年北大招生广告中的两本书,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使他受惠无穷,对他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叙治世则详,叙乱世则略。一朝兴则详叙,一朝亡则略及”。(1)这些无不受夏书的影响。钱穆称自己“素重此书”,以后任教北大,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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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春,由亲戚的介绍,年仅十八岁的钱穆离开了老家七房桥,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从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先后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担任了十年半的乡村小学教师。在这十年的乡教生涯中,他深信学问来自“功夫”,虽蛰居乡村,以教谋生,也“未尝敢一日废学”。在十年的乡教生涯中,钱穆虽然醉心旧籍,但不表示他不关心实事。在三兼小学,他遍读严复所译各书,自谓对斯宾塞《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二书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应《东方杂志》征文,他撰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提醒世人警惕列强侵略。1919年春,杜威来华讲学,钱穆对其教育哲学思想也颇为留意,五四运动中,钱穆对挚友朱怀天的演讲大加赞赏,表现出了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钱穆对当时《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也是悉心拜读,在1928年完成的《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积极正面的肯定,尽管后来对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由此看来,钱穆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新潮流还是颇为关注,多有接触融受的。正是这十年艰苦的乡教生活,磨炼了钱穆的意志,也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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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离开后宅镇小学后,转至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到校任教不足一月,就应聘南下,执教厦门集美中学,开始了九年的中教生涯。1923年5月,集美学校发生学潮,钱穆辞去集美学校下半年的聘请,返回家乡无锡。从厦门返回无锡后不久,即受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的推荐,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钱穆在无锡任一年级国文课并担任班主任,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在教书过程中,均自编讲义,成《论语要略》、《孟子要略》,阐发“仁”、“性善”义理,推崇《论语》《孟子》为儒学正统、中国文化结晶之所在,同时中国文化不只限于儒家,也应重视治道、名、墨。钱穆在三师讲授的国文课,有所突破创新,深受学生的喜爱。1927年秋,由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国文课教席。在苏州中学任教的三年中,撰成《国学概论》一书。《国学概论》是钱穆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力作,内容包括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等,扼要地叙述了上自春秋孔子,下至晚明心学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变迁轨迹。全书最后一章为近期之学术思想,讨论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在书中言简意赅地叙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科玄论战、戴季陶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等近期的新思想,对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欲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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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钱穆一心向学之时,家中忽然连遭三丧。钱穆的妻子和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其兄亦因为弟料理后事操劳过度,与世长辞。在逐渐走出丧亲之痛之后,钱穆开始着意整理他早年考辨先秦诸子生平事迹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正是因为拜读了《系年》,与钱穆素昧平生的顾颉刚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于是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苏州中学校长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钱穆回绝了中山大学的邀请。此时顾颉刚为《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他催促钱穆为学报撰稿,于是钱穆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这是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朽的名作,它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由史入经,尽扫刘歆伪造群经说,开辟了经学史上以史治经的崭新路径。此文刊出以后,北平学界大震,各大学主康有为说的经学课都在秋后停开,钱穆也自此扬名学界,跻身名流学者。1930年秋,由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任燕京大学国文课讲师,时年三十六岁。在燕京大学朗润园中,钱穆整理并最终完成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先秦诸子系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名著,对先秦诸子的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的考订,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好评。蒙文通称其“体大精深”,是“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的大著作。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第一部著作也”。余英时则称其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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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于是辞职南归。1931年夏,钱穆在苏州家中得到北京大学的聘书,遂任教北大历史系。这是钱穆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的开始。居北平八年,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继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南京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聘请钱穆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钱穆的中国通史课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当时的听课者,除必修的文学院新生外,还有文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院系的学生。北平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慕名前来旁听。钱穆学问功底深厚扎实,知识广博,且善言辞长于演讲,因而深受学生的欢迎,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当时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在此期间,钱穆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全书共十四章,上自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晚明诸老,下至晚清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共叙述了五十一位学术人物的思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高抬宋学,指陈清学源于宋学。书中特严夷夏之防,竭力弘扬宋学,表彰晚明遗老的民族气节和操行,指出在日寇侵夺我大好河山之时,乾嘉考据之学这种不问世事的学风不利于鼓励民众抵抗侵略,所以,弘扬学贵经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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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八年期间,是钱穆学术生涯最重要的时期,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交游日广,与当时学术界许多著名人物相互切磋,学问日长。当时与钱穆相游论学的学者有汤用彤、贺麟、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等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钱穆随校南下,参加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自此,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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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进攻,长沙地处前线,国民政府决定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钱穆亦随校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并本中国通史课的讲义,撰成《国史大纲》一书。《国史大纲》是钱穆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把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在他眼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而中国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全部历史中。《国史大纲》针对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宣言对本国传统文化应保有温情与敬意,详述自虞夏至民国初年的中华全史,探究中华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原动力与生命源泉,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国史真态展现在国人眼前,揭示中国文化未必劣于西方文化,以献给前线抗敌将士,建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国史大纲》同时以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指证孔子“仁”学思想综合了以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代表了大一统国家的民族性,这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之外异军突起,以史学为进路的钱穆也因此拓展了新儒学,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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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暑假,钱穆返回苏州省亲,著《史记地名考》,主编《齐鲁学报》。1940年,至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直至1943年研究所停办。期间,曾应邀讲学于武汉大学、乐山复性书院、浙江大学,参与华西大学东西文化协会事,编《清儒学案》。齐鲁国学所停办以后,至华西大学。1945年春任教于四川大学。就钱穆一生的学术研究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国史大纲》以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则转向文化研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中国文化史导论》是钱穆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体相、历史逻辑及其在厄运中能生生不息,在东西接触中能充实开展的生命力。抗战时期,钱穆感于国难,在大后方著书立说、奔走演讲,皆以弘扬民族文化,激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这些演讲和时论,后辑为《文化与教育》和《政学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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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钱穆未能重返北大,但是由于他名重学林,上海各高校竞相聘请他。1945年秋,钱穆应邀主持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讲“中国思想史”。1947年7月,钱穆东归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穆任教江南大学,课务清闲,加上多年胃病初愈,心情极佳。积思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以自遣。《湖上闲思录》是钱穆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精致散文小品集,对一系列哲学范畴的思考心得极多。《庄子纂笺》仿朱子《四书》体例,文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顾,荟萃诸家,网罗群言,深得《庄子》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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