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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学术思想的特点，与他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直接相关。冯友兰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的，但是在哲学方法论上是开放的，他自觉吸收了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并且用这种方法来“治整部中国哲学史”，而钱穆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直接走向了哲学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钱穆对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屑一顾，是因为“哲学”在钱穆那里根本就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钱穆视野中的“哲学”是关于中国人人生的学问，是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学问。“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命”。对待这样一种“生命的学问”，显然不能采取逻辑分析的方法。在方法论上，钱穆延续了他的“历史精神”，完全以一种中国式的方法来解读中国人的文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文言话语为工具；第二，以“以经释经”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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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提出：“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故觇国问俗，必先考文识字，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107)一个民族的文字是对待这个民族文化的特定方式。钱穆对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文言文情有独钟。在他看来，文字、文化是一脉贯通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无论就波及的地域，还是绵延的时间都举世无双。文言文经历了上千年的跨幅，在现代仍保持着可读性，说明汉字文言文具有高度的容纳能力，文言文是比西方的文字更加适合表达中国人思想的智慧结晶。文言话语正是因为没有西方的逻辑、理性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累赘，可以有助于打破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钱穆对文言文的强调，一方面来自于对文言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传统的“温情与敬意”。正如他在《国史大纲》篇首所言：“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至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08)德里达曾经说过，以中文为代表的非拼音文字，足以证明有一种完全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文明。德里达所赞扬的“中文”，显然不是指现代中国人所使用的汉语，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开始以后，大量的西方思想涌入，现代汉语因为掺杂了太多的外来因素而变得“洋味十足”。近现代人所使用的中文，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框架里，不能再在“逻格斯中心主义”之外支撑起一个“强有力的文明”。从这个角度讲，只有文言文，因为其原汁原味的中国气派，理所当然担当起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如此，便不难理解对“本国以往之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的钱穆所做的选择。与其说是钱穆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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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来自于对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回应。胡适认为白话文浅显易懂，说什么就写什么，不信古人，不用典故，更符合时代的潮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历史的必然。钱穆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胡适所谓的白话文是从西方而来，亦非真白话，胡适等新派文人，既无文学修养，又少文学情味，“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谜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109)白话文不仅是从西方而来，而且极易受到方言的影响，不适合入学，也不容易在全国传播。钱穆虽然反对白话文的形式，却接受白话文的精神。形式上的白话文实际上来源于西方，已经为西方的话语系统所支配，但是白话文的精神是可贵的，那就是形成一种为大部分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形式，以实现历史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任。钱穆主张用白话文的精神融入于旧文言当中，提出将口语经过一定的“雅化”过程，形成规范的书面语言。就像十五《国风》虽然都来源于民间，经过官方的“雅化”却能为全国所接受，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文字的这种一脉贯通，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前提。胡适和钱穆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各自对待传统的态度的差异：胡适强调时代性，钱穆强调继承性；胡适要用“科学的方法”破旧立新、整理国故，而钱穆要用“历史的方法”解读文化、再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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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将历史分为三部分：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历史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对这些人生经验的文字记载，称为历史材料。我们凭借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以往的历史抑或预测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历史本身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所以历史知识只能直接来源于历史材料。对待历史材料，要有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传统，要有深沉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知识，在日新万变的历史发展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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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历史材料，钱穆采取的是一种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方法，这里暂且称为“以经释经”的方法。“以经释经”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钱穆的“以经释经”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以经释经”并不是说阐释者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而是说不假借外来的观念，特别是西方的观念。在文本和诠释者的关系上，钱穆从来就不反对诠释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论语新解》和《朱子新学案》都是对传统儒学经典文本的解读。钱穆自己也承认，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讲孔子和朱子之“已说”，更是讲他们之“未说”。这“未说”的部分其实正是钱穆之说，也是“新”字所在。因此“以经释经”不是材料的罗列，而是有诠释者的精神和心血在里面。钱穆最擅长的治学方法，是利用原始文献内部互相释证以得出结论，而不假借任何外来观念。这一点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尤其难能可贵。面对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学术界即使最具有保守形象者如王国维，亦不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但钱穆始终坚持将全副精神用在钻研中国旧有经典文献上，不稍稍假借一个西方理论或思想观念作为依傍，这也表现出钱穆一贯坚持的学术立场。第二，“以经释经”不是“为经而经”，其目的是“经世致用”。“以经释经”的方法在清代学术界最为流行。钱穆赞扬清人注意从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的治学方法，但批评他们脱离社会现实，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清人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看轻了实际人生，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脱离了人文中心，汉儒是把圣人神化，清儒则把圣人书本化。在这一点上，钱穆与同作为史学巨匠的傅斯年区别最为明显。傅斯年是五四文化干将与史料考订派的主力，主张历史研究只为获得历史真实，不能加入自己的主观，尤其反对学术经世致用、参与现实。钱穆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愿望，他对史学的研究以扭转世风、复兴国家、引导未来为目的。在治史方法上，傅斯年主张严格根据史料说话，而钱穆除了考证性论著之外，还有大量阐述自己思想体系的通论。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在傅斯年眼中只是“史料学”，而在钱穆眼中却是“生命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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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只有把握这两点，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钱穆并不是不讲时代性，他也认识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与胡适相比，钱穆更强调继承性。将钱穆的保守主义理解为僵化教条一成不变是完全错误的，钱穆也重视“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变化与不断的翻新”，只是钱穆的“新”是“老树新芽”的“新”，而不是“破旧立新”的“新”。中国文化的扩充与发扬，始终是以“内聚”和“自足”的形态拓展，在不断演出新的内涵与意义的同时，保持着一种“永恒持续的精神”在里面，那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三千年的文化生命形态如是，钱穆的学术生命亦如是。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有所了解，何以冯友兰有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而钱穆只有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西学敞开了怀抱，而钱穆却谨守着内心对传统文化虔诚的信仰，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情怀”来关照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所谓“保守”二字，若解为“保护”与“持守”，与钱穆采取彻底保守主义之初衷相印证，虽不中亦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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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有人认为，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110)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台定居，自此再也没有回到生他、育他的这块土地。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仔细地、客观地审视这位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的人物，我们也力图能指出他的一些不足，但更多的是为了从他的思想中获取一些有助于今天我们思考的精神资源。只有抱着同情的态度去反思他的思想，才能回想我们自身，钱穆哲学思想的意义也许会由此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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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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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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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第101页，1990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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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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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穆：《晚学盲言》（上），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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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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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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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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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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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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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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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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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四，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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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四，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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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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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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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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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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