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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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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一直以熊十力在港台的三大弟子而闻名。但是，平心而论，在三人之中，徐复观确切地讲应当是一名思想史家，是三人当中最不哲学式的一位，最富哲学思辨头脑和创新精神的则是牟宗三。依据《论语》、《中庸》所言说的“智”、“仁”、“勇”三个概念，徐复观自己曾言，牟宗三是“智者型”的儒者，唐君毅是“仁者型”的儒者，而他自己则因时时将中国人文精神的阐发与时代时时相通而成为“勇者型”的儒者。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表明徐复观的儒学思想不具有当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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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03—1982），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著名的思想史家，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原名秉常，曾改名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1903年1月31日，他生于湖北浠水一个贫苦农家。1911年起开始在父亲启蒙下读书，1915—1918年入浠水县高等小学读书，1918—1923年就读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3—1926年在由王葆心当馆长的湖北省国学馆学习。1926年后，开始投入革命活动当中。1928—1931年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31年因参加抗议日本侵华活动而被驱逐回国，从此开始长达15年之久的军旅生涯。1935年与王世高女士结婚。抗战期间，曾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有过接触和往来。1943年因读《新唯识论》而结识熊十力，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旅程。抗战胜利后退出军旅生涯，并于1947—1949年创办《学原》杂志。1949年5月离开祖国大陆，开始在港台地区生活。1952年任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师，1955年开始任教于东海大学中文系兼任系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1969年后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客座教授，1974年后一直在独立后的新亚研究所工作。1982年4月1日，因患癌症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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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49年之后开始交游学术和写文章，他虽然自谦“为学识所限，成就无多”，但笔耕不辍，还是写下了大量著述。他更关注的是政治文化，因而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时政杂文和政论文章。在徐复观的生命历程中，学术与政治是合二而一的。他一生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于阐发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思考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在于结合西方民主政治来阐发儒家政治思想。他的更具有学术性的作品，是有关中国道德精神、中国艺术精神、中国史学精神的思想史著述。当然，如果以体系化、逻辑化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徐复观显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以论文集结而成的著述占据了绝对的分量，即使是百万余言的《两汉思想史》也是如此。由于不是一名哲学家，徐复观并没有建构一种体系化的、思辨性的哲学，他的著述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现代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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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著述有：《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集）（1956、1957）、《中国思想史论集》（1959）、《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中国艺术精神》（1966）、《公孙龙子讲疏》（1966）、《石涛之一研究》（1968）、《徐复观文录》（共四册）（1971）、《两汉思想史》（共三卷，卷一原名为《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1972、1976、1979）、《中国文学论集》（1974）、《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1977）、《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1979）、《徐复观杂文——论中国》（1980）、《徐复观杂文——看世局》（1980）、《徐复观杂文——记所思》（1980）、《徐复观杂文——忆往事》（1980）、《徐复观文录选粹》（1980）、《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0）、《徐复观杂文续集》（1981）、《中国文学论集续篇》（1981）、《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1982）、《论战与译述》（1982）、《徐复观最后杂文集》（1984）、《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1987）、《徐复观文存》（1991）、《徐复观家书精选》（1993），等等。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徐复观有感而发和审慎思考的东西。当他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即将辞世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道：“三十年之著作，可能有错误而决无矫诬，常不免于一时意气之言，要其基本动心，乃涌出于感世伤时之念，此则反躬自问，可公言之天下而无所愧怍者。然偶得摸入门径，途程尚未及千万分之一，而生命已指目可数矣。”(1)正是以自己的真性情，以对中国世事的炽热关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理解，徐复观才以半路出家的身份写作出了一般学者难以媲美的大量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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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ism），是一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并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得到广泛发展和传播的思想潮流。将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我们分析其思想的一个必要前提。不过，就是在何谓当代新儒家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却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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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定义，他认为，可以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做是现代的新儒家”。(2)由他本人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包括了五四以来的三代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张君劢、杜维明等共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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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克立先生不同，韦政通、成中英、刘述先三位对于当代新儒家的界定则要丰富和系统地多。韦氏将新儒家的特征归纳为七点：（1）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2）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的流程就是这一精神实体的展现；（3）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4）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5）富有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6）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7）富有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3)成中英是将符合新儒家的条件定义为六个：（1）能够掌握儒家哲学体系及源流，决不闭关自守，反能推陈出新；（2）能够体认儒家哲学的智慧与精神，并能求力行实践；（3）能够发挥知解与分析的理性，在逻辑论证上思辨无碍，在观念建构上清晰明白；（4）能够面对现代人的知识、意志与行为等问题提出解释与解决之道；（5）能够把儒家哲学与其他中、印、西哲学体系深入比较，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6）能够融和诸家之说，为儒家哲学开辟新天地。(4)刘述先的规定则更为复杂，他将当代新儒家的立场从形上学、认识论、价值论、宇宙论等十二层面进行了概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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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几种典型的对于当代新儒家的界定来看，显然有繁简之分。方先生的定义过于宽泛，而韦氏、成氏、刘氏三人的界定又过于繁杂。我们在此认为，所谓当代新儒家，指的就是在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之时，以诸种哲学资源始终如一地重新肯认和塑造儒家基本精神价值，并坚持儒家本位主义的一种思想流派。具体讲来：一、当代新儒家学者是儒家学者，他们均认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历史文化精神，肯定孔子的人格及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人文精神与心性之学。例如，徐复观先生曾直接写过《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与天道的问题》（《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四章）等。二、当代新儒家学者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他们也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主要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站在儒家哲学的视阈范围内来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三、他们以中国文化信念为标准，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来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四、对于那些反驳儒家具有现代价值的著述，他们也展开了理性的批判。如果以上述标准来定义当代新儒家，那么，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刘述先等都可以视作其中的主要代表，而贺麟、钱穆、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等人显然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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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当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的其他许多学者均有密切的往来，其中对徐复观影响最早的应是熊十力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6)另外，通过牟宗三的《悼念徐复观先生》与《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思想》两篇文章，我们也了解到，早在抗战时期，牟宗三与徐复观于重庆熊十力先生家中既已认识。1946年，当牟宗三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的时候，因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的机缘，而与创办《学原》的徐复观经常见面，并谈一些文化思想的问题。从此以后，牟宗三曾多次寄居徐先生家中，深受其帮助。1949年，到台湾后的十多年，徐复观对牟宗三等也多有维护。牟宗三曾总体评价徐复观道：“我一生感念徐先生。徐先生这个人对维护中国文化，维护这个命脉，功劳甚大。这是我亲自切身的感受：疏通致远，功劳甚大。”(7)可以说，到达台湾之后，徐复观和当代新儒家学者的接触是频繁的，也是他因此开始著述的时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徐复观与牟宗三、刘述先同在东海大学任教。1958年元旦，徐复观又与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一篇长文，它毫无疑问地明证了徐复观的新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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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徐复观的学术生涯是以肯认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为鹄的，借此，他力图使得儒家思想在现代再次得到新生和创造性的转化，并为现代人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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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治学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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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徐复观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一直没有产生过一部像样的综合性著作，他认为这主要是由方法与态度决定的。徐复观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主要体现在由香港“现代研究辅导中心”编印的《徐复观杂文·记所思》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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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方法？“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8)综观徐复观的著述，他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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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在分析综合中的推理能力即思考力。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要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必须读书读得多、读得实在，第二必须受有思想的训练，第三必须有做人的自觉。三者缺一不可。”(9)第一点强调的是治学的功力，第二点则谈的就是思考力的重要性，第三点是对治学态度的重视，即在批评一门学问之前，应当先做了解的工作，而不能一开始就以反对者的立场来看待它。思考力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原则。“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10)不过，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得到的只是纸上得来的抽象东西。治思想史的人，要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达到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走向人生与时代的具体。思考力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变化发展的原则。“我所作的这类思想史的工作，所以容易从混乱中脱出，以清理出比较清楚的条理，主要是得力于‘动地观点’、‘发展地观点’的应用。以动地观点代替静地观点，这是今后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须努力的方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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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对于治思想史的人如此重要，那么究竟如何获得这样的思考力？徐复观认为，思考力的培养，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要比纯粹读中国线装书来得容易。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以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这正如他自己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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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们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比较研究。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的意义，有无现代的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玄学式的，与现实游离得太远的哲学思想，正受着严重的考验。我们“简易”的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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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有反省力。有反省力的人，才能在探索中不断改正自己在方法上与结论上的错误，并能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凭新材料突破原有观念，形成切合资料的新观念；没有反省力的人，他的心灵经常在闭锁状态之中，任何方法对于他都是无效的，只能以资料增益他原有的观念，凡与他原有观念不合的，只有被删除或歪曲的命运。徐复观之所以特别强调反省的重要，是因为：“第一，一个人对材料的掌握不易完全；第二，是对材料的解释、批评更非易事。”(13)关于材料的批评、解释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要进入到材料里去批评解释它，要把材料安放在它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批评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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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个人的哲学思想应当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完全分开。尽管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是万不可以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不过这里面似乎存在的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如果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如果有了哲学思想，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那么如何避免将自己的哲学与古人做某种程度的换位？徐复观的解决方案是，“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于是，对于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以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通过这样的自制力，可以达到原原本本地把握古人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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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有使方法发生真正作用的治学功力。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引导治学中的操作过程。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悬空的谈论方法而将其概括为几句话，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是与治学的功力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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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既坚持方法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重方法背后的研究态度。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可以综括为“实事求是，多作反省”。对于方法与态度的关心，徐复观认为，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是不可分的。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所谓态度，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自然流露，它是由心理作用的惯性所形成的。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研究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者现实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的态度，常能干涉到研究时的态度。“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14)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那么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研究思想史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首先要很客观地承认思想本身，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的展开而展开。据此，才可以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只能算是一种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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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在文史方面所谈论的科学方法，都还没有跳出清朝考据的范围，于是徐复观便对义理与考据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多次详细论述，这样的论述和争鸣是围绕学术方法而展开的。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围绕考据和义理、历史的考订和历史的解释孰轻孰重的争论。针对钱穆、毛子水、劳干、张春树等学者强调考据、忽视义理的观点，徐复观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并借此提出了自己的相关主张。他的有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两篇难懂的文章》、《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与义理〉》、《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等文章当中。他认为，以段玉裁为代表的一些标榜考据的人，犯了两个毛病：一是把义理之学与研究义理之学的历史即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是仅靠训诂来讲思想，来满足思想史的要求，却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训诂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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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徐复观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如果站在现代学术上“为知识而知识”的立场，从近代以知识为主的学问来说，那么凡是知识都有其本身自足的价值，因此考据与义理没有本末可言，它们应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可偏废。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说，可以说义理是本而考据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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