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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言政治都是从个人的德性推广出去，这站在政治最根源的地方和一个人的人格完成上来讲，当然是正确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在世界各种伦理道德的学说中，是最成熟圆满的思想，因而对人类有其永恒的贡献。但是从政治方面说，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由爱亲敬长而推之于民、推之于社会，在客观上需要一种有力的桥梁，而这种桥梁必须人人可以了解、可以遵守。但儒家在精神上架设了这种桥梁，而在客观上并没有好好地架设起来。也就是说，将一人的道德客观化于社会，使其成为政治设施，其间尚有一大曲折。可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却把这不可缺少的曲折省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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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对社会制度的态度，是主张逐渐蜕变而不主张剧烈改革，但事实上，儒家既无法在政治上保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儒家思想中所保留的贵贱观念，结果只足表征一种政治地位的高下，再堕落而为官贵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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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重视历史精神，但先秦儒家都是面对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而称道历史，其间蕴藏着一种思想创造的动力，但到了后来，便常常受到“古”的束缚，脱离了对于现实的观察、思考而埋头于经典的注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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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上述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局限性的深刻揭露，可谓极富理性的深度。但从根本处讲，他依然坚守的是儒家的政治立场，并认为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根据，而且在观念上也已经突破了专制政治。只不过是因为被专制政治压回了头，才使得儒家人格的人文主义没有完成客观的建构，以至于仅能缓和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总体上来讲，徐复观依然认为只有返本才能开新，即只有回到儒家传统，才能开出民主政治。站在儒学本位的立场来言说政治，徐复观坚信儒家政治精神自身当中便已经存在着民主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生活当中未能开出而已。于是在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政治之间，便不存在能不能开出的问题，而是如何开出的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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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年以来，始终认为顺着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自然要表现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完成它在政治方面所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使命，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和儒家的基本精神接上了头，才算真正得到精神上的保障，安稳了它自身的基础。所以儒家“人把人当人”的思想，不仅在过去历史中尽了艰辛挣扎之力，且为我们迈向将来的永远指针，及我们度过一切难关的信心之所自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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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因为民主之可贵，在于以争而成其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其共体的公，但这里所成就的不争、所成就的公，以现实情形而论，是由互相限制之势所逼成的，并非来自道德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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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主张民主政治的基础应该向儒家精神转进一层，他也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科学民主，要从自己民族生命中成长出来。科学民主是中国历史文化自身向前伸展的要求，而历史文化是培养科学民主的土壤。为何如此？这是因为徐复观将民主自由看做是一种态度，据此，儒家精神、人文精神，从某种角度说，主要便是成就人生从性情中流露出一幅良好态度。这是对整个人生负责，因此也是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也正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在政治方面的客观化。总之，问题的关键不是儒家精神当中到底存不存在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政治最终完成未完成的问题。不过，客观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并没有发展出自由民主，这一点无疑凸现出徐复观所代表的新儒家，在应对外在世界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路向是不恰当的。很显然，将西方民主政治与儒家政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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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徐复观为首的当代新儒家学者，在道德与自由民主的地位问题上，始终是将前者看做是第一义的，后者是第二义的。在他们看来，道德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形而上学根据，宣讲和发展自由民主制度，目的仍然在发扬道德。因此，道德是本、体，自由民主是末、用。从上述两段引文来看，徐复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将道德自由与自由本身相混，从而忽略了自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含义，尤其是忽略了自由的政治上的含义。按照柏林（Isaiah Berlin）《自由四论》中的主张，自由存在消极的与积极的或外在的与内在的区分。前者指的是不受外在强制而言，即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独立于他人专断意志之外而具有的自由，后一种自由则是立足于意志自由问题，并导出道德自由，而且引入了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就徐复观论述的范围来讲，他主要谈论的是当代新儒家共同关心的积极自由观念。诚然，道德自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但是不受他人外在限制的消极自由，显然不同于不受自己内在情欲支配的内在自由，因此如若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政治上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自由相比，则更为重要。徐复观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政治学中的消极自由与伦理学中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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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徐复观将政治与道德相混，从而使得政治道德化。上述引文中的观点，是徐复观等新儒家学者以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来言说政治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当然抛开他未能在如何从外王开出民主政治上进行有如牟宗三式的细密分析，我们也可以从其行文当中看出，他依然以儒家精神来谈论政治，从而将政治道德化。当代新儒家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使得他们主张：“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地现代化、工业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53)可是，中国文化的有机发展与现代中国的民主科学建国，毕竟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未开出一套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与科学体系，这已经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即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民主思想的种子，其政治发展中存在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但如果将民本与民主、君权与人权做一种明晰的区分，那么，我们势必会抛弃民主与科学可自中国文化本身中加以开出这一种既不切合中国现实发展实际，也不符合中国历史客观事实的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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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政治道德化立场，在他关于儒家修己与治人关系的论述中，有着十分明晰的呈现。他认为，儒家的修己与治人是具有“终始”、“本末”关系的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从某一角度看主要的是伦理思想，而从另一角度看则亦是政治思想。伦理与政治不分，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色。”(54)一方面，治人必本于修己，修己必归结于治人；另一方面，修己和治人、学术和政治的标准是不同的。徐复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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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人生的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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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确论述了修己标准与治人标准的不同，但由于强调儒家伦理与政治不分的特色，两种不同的标准被归结为以修己的德性标准来统领治人的自然生命标准。儒家的修己与治人、内圣与外王成为一事的表里。也正因为强调伦理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因而，与西方从规定自己所应得的权利出发来建立政治思想不同，儒家更重视的则是自己对于对方所应尽的义务。民主政治的基石应当是权利观念和多元主义，而中国的传统政治突出的则是责任观念和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徐复观所坚守的儒家政治哲学，是将政治看做是伦理的延长。这样的做法与以道德来谈知识，从而将知识道德化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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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虽然与道德具有密切的关联，但它却是具有自身特质的一门独立的领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说中国传统政治当中没有民主政治，而今天要谈论民主政治的建构便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儒家思想当中去寻找资源。“大学讲修齐治平之道。其实修身至多是齐家的必要条件，但传统却误以为修身是齐家的充分条件。这样直筒子一路推下去，缺少一个曲折的过程，乃误以为政治只是伦理的延长，以至客观精神永远发展不出来。今日我们要建立民主法治，就必须由传统的格局彻底翻出来，要整个脱胎换骨才行，否则就还不免为传统的格局所羁绊，走不出真正的道路来。”(56)只有将政治与伦理分开，我们才会说政治上应当是权利第一而不是义务第一，君王的道德自觉应当让位于民众的个体自觉。以德治国固然重要，但依法治国更符合人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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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道德看做是第一位的，民主自由政治看做是第二位的，所以徐复观才会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尽管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依然可以从中转出民主政治，因为它已经提出了比西方更为合理的民主政治的原则。根据这样原则，是可以开出民主政治制度的。但问题是，儒家政治思想到底有没有提出民主政治原则？假设它已经提出，究竟又如何依此原则来开出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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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德治主义的政治理想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现实之间，在历史上必然存在矛盾。即使站在民本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在集权专制之下，也难以建立民主政治。徐复观对于中国历史中的专制主义的批评是合理而深刻的，他对于儒家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揭示地也十分充分。同时他也详细分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不过这种分析还只是基于中国文化本文主义与儒家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立论，而并没有根本上从儒家的内圣外王立场上来分析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限度。如果以此来分析儒家政治理论的诸多局限性，那么，将政治笼罩在德性之下无疑是其中最致命的一个。经过德性统率下的政治思想，与现实的政治要求显然具有明显的差别。现实的民主政治，是根源于人性自然生命的特质来立论的，它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强调政治上的个人自由与义务。此外，对于政治权力的来源和运用，也多有思考。例如，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权力的来源和国家、政府的建立，以三权分立、选举制来赋予和规范权力的运用。这样的建立和运用，在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的中国传统社会，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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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将政治自由与自由本身、政治与道德相混方面，也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从儒家开出民主政治的观点中。究竟如何来实现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实现的民主政治？这也是一个徐复观必然面对的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他基于儒家政治的基本立场，认为首要的是把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依归人民，使得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统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转而为自己站起来的民主。因此今后的政治，先要有合理的争，才归于合理的不争；先要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个体的共立；先要有基于权利观念的法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利的礼的陶冶。总之，“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的迎接到下面来，变为以被治者为起点，并补进我国历史中所略去的个体之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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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处的问题是：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皆善这一基本预设之上的，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互信互爱为基础。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而徐复观的政治观的理据，就是一种道德的理想主义。但众所周知，人性皆善这一预设本身是否合理，便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广泛争论的预设。在政治领域，预设人性极易为恶，是自由民主制度建立的一个首要前提。徐复观单独以善来规定人性本质，是简化了人性本质背后的复杂问题，是对生命的单向度的理解，其所要实现的道德工夫最终必然会流于虚玄。因此，以性善来乐观的估计人性，必然使得儒家政治哲学最终难以转出人治的格局。其次，以这样广受争议的预设作为政治理论的基石，则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大厦总会存在倾覆的可能。无限的信赖与尊重人性善德，因此借此来规约人君的统治而使其统治成为一种德治，这似乎更多的是具有一种理想的意义。在政治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一种客观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匡正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这显然更具现实的意义。最后，假使为了化解政治上的君主体与民主体之间的矛盾，需要消解君主体而转化为民主体，那么究竟如何消解，又如何转化？这些棘手的问题，显然并不是徐复观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在儒家的政治思想范围内来加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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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徐复观儒学思想的当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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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具有史识和批判精神。他坚持认为，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理想化中国历史，更不能一笔抹煞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更具理性精神。在徐复观的思想背后，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种批判的精神。儒家自从开创以来，便以其德治天下的基本主张，对现实社会展开了批判。这样的批判精神在当代新儒家那里依然没有丧失。例如，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弊端的揭露，牟宗三对西方科学一层论的批判等等。在徐复观的全部思想当中，儒家批判精神依然得到了长久的坚持。例如，他也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一层论过分注重科学是不够的，民族文化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可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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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从学理角度来看，从对当代儒学义理的哲学阐释和创新来讲，作为思想史家的徐复观与学院派的儒家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相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也许与徐复观是半路出家而没有经过正统的学术训练有关系。他一生中研究的主题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将儒学的阐发与现实生活，将学术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二是从思想史角度阐发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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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方面来讲，徐复观以中国文化中心甚至儒家中心的立场来阐发中国政治问题，显然难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实质性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政治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中央一统、政治与教化合一，政治成为了道德教化的延长，但政治毕竟不是道德的延长。二是个人自由和权力的发展无疑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保障，而在传统君临天下的具有严格等级分明的独裁体制下，虽然为君者受到民本思想的制衡，但从根本上终究难以实现现代的民主生活方式。徐复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困境的解决方案，依然采取的是儒家的政治道德化的立场，尽管这一立场因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政治精神而有了新的内涵。但众所周知，道德修养和民主政治都是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万灵丹。徐复观以儒家道德本位主义的立场来立论，很明显是难以真正摆脱上述双重困境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儒家思想自然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但以儒家传统精神来解决时代问题，显然是过于高估了它的当代价值。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它也深处于全球化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因此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地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单独由儒家思想来担当。科学知识与政治民主的追求与拓展，显然与道德的担负与要求存在基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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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徐复观依据自身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独到理解，确实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如哲学精神、艺术精神、文学精神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诠释。但是，思想史的角度只是我们诠释中国文化价值的一个角度，其他的角度尤其是哲学的角度，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徐复观不是一个哲学家，没有受到正规的哲学训练，因此与其他有哲学训练背景的新儒家学者相比，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史解读，又必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即使是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因他主要是以文章的形式来阐发问题，所以在理论的系统性建构方面，也显得有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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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我们会发现，徐复观新儒家的德治理想与当代全球化、多元化现实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冲突。随着文化的媒介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不断地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呈现在不同的角落，文化的多元化在丰富本民族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向传统的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儒家精神的当代危机，也许正可以表明此点。再有，以知识经济来标识的当代社会，提供人们以极其丰富的感官与物质享受，人性的道德底线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严峻的挑战，于是，以徐复观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倡导的不受感官欲望所累的内在道德自由，也不断的受到冲击。是德治优先还是以法制为中心？是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自由民主的法制主义更具现实效力？如何在这种极强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面前寻求一种平衡，想必也是徐复观等所有当代新儒家学者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理论难局。不过，由于他们未能深入探讨全球化、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与问题密切相关的大背景，由于对人性存在的简单化的处理，都使得他们在处理这样的难局的时候，面临诸多他们的理论本身所不能克服的严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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