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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首刊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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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使家庭可能的乱伦禁忌或外婚制（儒家所谓“男女有别”者）乃人类制度之源。见他为《家庭史》写的序言和该书“绪论”第一节。“列维-施特劳斯通过下面的提法揭示这一思想：任何文明都禁止乱伦，禁止乱伦到处又与必须与亲族狭小圈子之外结婚的指令相搭配。这些负面的禁止于是变成了正面的联姻规定。……禁律、指令与交换之间密不可分地彼此相连，这样也就完成了天性与文明之间的过渡，使文明出现在天性之中。这一‘伟大思想’，与‘了不起的社会学方面的丰富想象力’相结合，就使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成了‘一部巨著’（见杜蒙著作，1971年出版，第89页）。”（《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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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近溪曰：“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若做人的常是亲亲，则爱深而其气自和，气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恶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时时中庸。其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近溪语录》）“乃叹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得出来。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子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其将《中庸》、《大学》亦是一句道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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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将“王假有家”之“假”理解为“凭借”，与王弼将“假”训为“至”亦不矛盾。王氏曰：“假，至也。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周易注》）又，“《口诀义》引先儒云：‘犹如舜能治家，处于妫汭，即是归让至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该条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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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塔克在《人类学：对于人类多样性的探讨》中写道：“看来人类是最能合作的灵长类，表现在寻找食物和其他社会行为中。除了黑猩猩中有猎肉分享之外，猿类倾向于个体的寻食。猴类也是独行觅食的。在人类的寻食者们那里，男人一般去打猎，女人则采集，然后都将得到的食物带回营地来分享。那些不再觅食的老年人从年轻些的成年人那里得到食物。每个人都分得大猎物的肉。由于受到年轻者的供养和保护，年长者过了生育年龄后还活着，并由于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而得到尊重。在一个人类群组（band）中储存的信息，远大于任何其他的灵长类社会所具有的。”“相比于黑猩猩和波诺波猿（bonobo，倭黑猩猩），人类的性伴侣的联系倾向于更排外和更持久。由于我们这种更稳定的性关系，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婚姻。”“人类从自己出生社群之外的社群中选择性伴侣，因此夫妻俩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然而，人类终生都与儿子们和女儿们保持联系。维持这些亲属和婚姻联系的体制造就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主要区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英文版（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twelfth edition), by Conrad P. Kottak,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McGraw-Hill出版（亚洲）公司合作出版，第83—84页。引者汉译。下划线的字乃引者所为，以突出显示古人类——其中甚至包括了能人与直立人——的时间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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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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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斯言也，何为而发哉？大人莫若孔子，其为孔子改制六经言耶？……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孝经纬钩命诀》所言‘素王’与‘托权’者）。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与立者也。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全集》第三集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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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一部分 儒教复临·儒家特征·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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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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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地位的含义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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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原本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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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文化（ab-original culture）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它源自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此民族所尊崇，并明显参与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即该民族的原本主导文化。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1]，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儒家由孔子正式创立，至清末已经有两千四百年的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经典如《诗》、《书》、《礼》、《乐》、《易》，在西周时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其来源——比如《尚书》、《诗经》、《易经》的来源——要更早得多，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历史起源要早于孔子。无论如何，儒家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明确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文化，而且几乎没有中断地延续到清末。这其中有过多次改朝换代，有过多次选择其他文化的机会，但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总是选择儒家为主导者，可见这是一种发自民族深心的认同和尊崇。因此，中华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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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要真正理解这原文化地位的含义与后果，却艰难得很，因为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将它们掩盖了、歪曲了。为了揭示它们，我愿意从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例子说起，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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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一直到哥伦布在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意义上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种文化中。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别灿烂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导文化是崇奉太阳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山地区的一些当地人则信奉天空与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电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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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学生带我和内人访问了她的家乡，即位于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脚下的小市镇。该镇就以此火山命名，镇周围有几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是六月下旬、即夏至后一周内造访，正赶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节日——太阳节（Inti Raymi）。车经过镇口时，看到一个硕大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太阳塑像，即象征太阳的一个中心圆圈和象征阳光的八只角；但行至镇中心广场，见到却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态，即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经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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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新鲜经历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但也让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义。我的总印象是：这个壮丽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区，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天主教化了，尽管还保留了某些自己的传统风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传统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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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位学生的丈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他告诉我：西方人来到美洲后，对这里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即北美洲的屠灭策略和南美洲的强迫改宗政策。（其实，南美也有大量的屠灭，以至于在大部分南美国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极低。）所以，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无几，都被限制在一些贫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而南美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相对较多，但除了残存于丛林中的少数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连语言也是以西班牙语为主。而且，尽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处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来苦难深重，现在也是相对贫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这个学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当上了科塔卡奇镇的市长，而且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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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儒家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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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很有些可以比较之处。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而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5]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中国这边，古《易》卦象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结构，孔子及其弟子们创作的《易传》更是直接阐发其中“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不测之为神”（《周易·系辞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相信家庭的亲子之爱（慈与孝）是一切德行、礼乐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时与人的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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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山的前印加文明的印第安人中，盛行两性神灵和男女的“互惠原则”，[6]“在主流意识中，大地的力量与体现在天空及高山上的力量对列。安第斯人让他们的天空中居住着男性之神，而与大地的丰产女神的形象对峙起来，这些女神以巴查妈妈（Pachamama），也就是大地母亲和她的神圣‘女儿们’为首。”[7]印加的主导文化与安第斯印第安人的当地文化是同结构的，只是突出了太阳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于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阳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宇宙。……他们选择太阳神来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国，而让月亮神管理一切与阴性相关的事情。”[8]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主要太阳神庙的内部结构，特别是它中心神坛的一幅图（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世界观。这幅图上，左边是阳性的太阳、早晨的金星、陆地男神和男人，右边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个互补对生的等级结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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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然的、微妙的有机世界观，不离世间——特别是家庭、家族——而又被神圣化。当它们遇到以独一的至高实体神为信仰、以坚船利炮为根本力量的西方文化时，就特别不适应。尤其是当这种完全异质的、机械的、形式化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力量摧残了中国和印第安社会的家庭结构后，儒家与安第斯的印第安信仰就在历史的瞬间崩溃，尽管它们在这之前可以经受多种折磨而不垮。对于佛教、道教这类不那么依靠家庭结构的非西方宗教和文化，西方强权的野蛮现代化倒还不至于那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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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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